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渐成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对资源和环境的关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国情不同，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也各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性问题主要与人口增长及城市扩张等问题相联系，而在发达国家，更多精力则投入到应付人口减少及由此造成的经济萎缩与衰退等问题（詹克斯等，2004）。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各界开始讨论城市形态的集中与分散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紧凑城市进入我们的视界。 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病也接踵而至。城市规模扩大导致基础设施投入不堪重负，人口和汽车增加，引起交通阻塞，大气污染严重；土地资源被无序和无效开发，引起城市生态系统恶化（王放，2000）。城市病的出现使得城市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关注。正如达沃德斯威尔所言，“城市的命运不仅仅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还决定我们所居住的整个地球的命运。千万不要忽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一定会把全人类带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詹克斯等，2004）。为探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众多城市发展模式相继提出，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包括“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及“紧凑城市”等。面临城市郊区化蔓延这种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新城市主义”提出控制城市蔓延、防止城市衰落，以及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健康发展的10大原则（杨德昭，2006）。新城市主义虽然以“新”命名，但本质却与“旧”城市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精明增长”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马里兰州州长Parris N.Glendening于1997年提出“精明增长”，倡导土地混合利用、密集型建筑设计、提供多种住宅机会及选择、建设适于步行的邻里社区、提供多种交通选择、鼓励公众在规划和发展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和合作等发展理念（丁成日等，2005）。“精明增长”的多数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但它不太关心资源问题，人们的目光又转向“紧凑城市”。对“紧凑城市”的关注可以追溯至欧共体（CEC）的《城市环境绿皮书》（Harasawa，2002），它提出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战略决策是发展高密度、结构紧密的城市，从而减少人们利用小汽车的路程，以达到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詹克斯等，2004）。绿皮书提出的紧凑概念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已成为有关紧凑城市讨论的基础性文件（Clark，2005）。 紧凑城市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以紧凑的城市形态，建设“新城市”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凑城市强调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使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服务设施，不仅包含着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强调城市内在的紧密关系以及时间、空间概念（仇保兴等，2006）。概括而言，紧凑城市的思想主要包括9大方面：高密度居住、对汽车的低依赖、城乡边界和景观明显、混合土地利用、生活多样化、身份明晰、社会公正、日常生活的自我丰富、独立政府（詹克斯等，2004）。可见，紧凑城市发展模式的提出，同样源于对可持续性的强调，目标是为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理念，紧凑城市是否真正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国外学者之间仍存在着激烈争论。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看法，有人主张大城市优先，有人提倡率先发展小城镇。显然，无论哪种主张都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取决于什么道路有利于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无意继续理论上的论争，而以紧凑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284个地级上城市的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发现我国城市紧凑性发展取向是否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证据，为我国城市的未来之路提供若干对策。 二、紧凑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机制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通常被作为倡导紧凑城市的依据，但对于城市紧凑化所产生的收益和代价，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赞成者认为紧凑城市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希尔曼指出，城市紧凑化是缩短交通距离，进而降低废气排放量乃至抑制全球变暖趋势的一个重要途径（詹克斯等，2004）。一些学者则对紧凑化理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城市及郊区的居民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预期中的各种好处是以对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王放，2000）。更多的学者持折衷立场，既不支持城市紧凑化，也不赞成城市分散化。但总体来看，在这场关于城市形态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争论中，还是支持紧凑城市的集中主义者占据上风，并在学术和政治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倡导（丁成日等，2005）。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紧凑城市已被当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倡导。 紧凑城市既指城市的一种高密度状态，又指城市形态、功能的有效、合理性，突出地表现为高密度开发及土地空间综合利用两个方面（詹克斯等，2004），而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三个面的内容（凌亢，2000），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一致性。总体来看，首先，城市高密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必然引起企业、人口、就业及公共设施的集中，有利于设施的共享，使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快捷，更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优势，降低交易费用；集中也必然促进生产和服务行业的大发展，易于实现经济高效益，促进可持续发展。其次，高密度便于控制城市空间扩张，促使城市内部空闲、废弃和被污染的土地恢复生产性使用，改善和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质量和范围（丁成日等，2005）。城市建筑密度增加、高度提升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缩短交通距离，并通过发展公共交通而有效控制私人小汽车的增长，减少资源耗费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遏制环境污染和大气变暖；人口和企业集中便于污染处理设备的投入使用，提高污水及固体废物的处理率（詹克斯等，2004）。再次，城市土地的综合利用，将居住、就业、购物、娱乐组合在一起，各种功能得到有机结合，既有利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又可减少出行里程和对私人汽车的使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此外，高密度和空间综合利用的生活居住区还有利于密切邻里关系，增强社会内聚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缓解社会矛盾；城市高密度有利于吸纳更多人口，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紧凑城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见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