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07-03-26 文章编号：1000-0585(2007)05-0984-11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1979～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6918.75亿美元[2]，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非常大，但是其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由于中心城市具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便利的基础设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外资通常在中心城市高度集中[3]。外资在城市的集中，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改变了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4]。外资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促进了城市内部新的生产空间的形成，改变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同时也对优化城市内部产业布局起到了重要作用[5]。 学术界十分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投资国家，然后再确定建厂的地区和具体的某一个城市，最后在城市内部选择具体的厂址，经过这三个阶段，一个完整的区位决策过程才算完成。迄今为止，大量的关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或城市层次[6～9]。例如贺灿飞等[3]以城市为研究单元，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方法，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变量，人力资本也是重要的区位因素。魏后凯、贺灿飞等[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秦皇岛市135个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鲁明泓[7]利用1988～1995年29个省区外商投资数据，发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特殊经济政策优惠程度和地区经济外向度与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而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成负相关。Gong[8]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198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城市分布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具有良好的电力供应、濒临海港、水路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以及拥有特殊政策优惠刺激的城市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区域。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或城市层次的区位因素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成本因素，包括生产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基础设施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Fu[10]、Leung[11]以及He[12]等从各种成本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其次是市场特征，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市场增长潜力等。弗里德曼等[13]通过对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市场可达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方面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经济效应则是最近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期，外商投资者面临许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可以减少外商的竞争劣势[3]。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偏好可以获得外部经济的区位，许多集聚变量在不同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显著的[12]。制度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工作效率、贸易壁垒、法律完善程度等，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商业风险[10]。 但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存在显著差别。Lee[14]认为企业会选择对其节约成本、增加利润有利的区位。他以Botoga为例，选取与产品市场和供应商的接近程度、员工通勤距离、公共市政设施的质量及其可获得性等变量，研究了城市内部微观区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也存在差异，Ihlanfeldt等研究了办公企业区位[15]，发现地价、交通状况等因素影响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分布，但新成立的、独立的办公企业比其分部更注重与顾客及其供应商的相互靠近。随着高科技企业和高级服务业的发展，令人愉快的微观环境逐渐成为企业在城市内部进行区位选择时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16]。目前，由于难以收集到详细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城市内部的区位研究并不多。吴傅龙[17]和孟晓晨等[18]研究了外资企业在广州和深圳两市的空间分布，认为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呈规律性分布。Wu等[19]以行政区为单元研究了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城市内部区位选择行为，认为区位因素的确影响了外资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外资制造业偏好中央政府设立的开发区，外资服务业则偏好服务业密度较高的区位。贺灿飞等[5]分析了北京市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认为北京市制造业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由城内向城外显著递减，企业、产业和集聚因素共同决定了外资制造业的区位选择。通达性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研究未能系统地探讨城市内通达性对外资企业区位的影响。良好的通达性可以降低区域之间商品流动的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综合成本；同时，良好的通达性还能极大地方便企业与顾客及其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交流。弗里德曼等的研究发现[13]，区域通达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美国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Gong[8]的研究也表明，城市间通达性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本文着重研究城市内通达性对外资企业微观区位选择的影响，预期外资企业偏好通达性好的区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已成为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城市之一，近几年来其引资的增长趋势也比较迅猛。2006年北京市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106个，实际利用外资4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1％。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10.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3％；房地产业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9％；批发零售业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倍[20]。外资企业在北京市内的区位选择无疑对城市空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那么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又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对此，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已予以了一定关注。本文利用2001年北京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分析在京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行为，重点对城市内通达性对外资企业的吸引作用作出量化实证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