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文明问题感兴趣的人多了起来。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来自多个不同的学科：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学者、东方学学者等，自然还有历史学家，其中不乏知名度甚高的学者。 文明概念和文明理论问题的探讨不是凭空出现的风波，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从俄国的历史看，是与对俄罗斯的文明认同、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特性、与俄国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与俄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一般认为，俄国的“启蒙时代”是在18世纪下半叶。此时，西方的“启蒙思想”被系统地引进。但从“文明理论”的角度看，探讨“俄罗斯道路”的特点的任务还没有提出来，俄国自己的文明理论的构建还处于初步的准备阶段。19世纪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族意识的高涨，探讨俄国发展特点的热情，以及对俄国文明的认同需求，都触动了俄国各类各派的知识精英，包括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官方人民性理论”的支持者，甚至西方派去探讨俄罗斯文明问题。俄国在文明理论上的探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特别注重两种文明理论(即线性——阶段文明理论和地域文明理论)中的地域文明理论；二是喜欢拿俄罗斯与欧洲作比较分析。在19世纪20年代时已有学者明确提出一个影响至今的问题：“俄国的历史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亚洲国家的历史的不同在哪里？”自那时起，俄国的社会思想一直在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到19世纪30年代，独特的“俄罗斯道路”的思想已经成为深入社会的意识。19世纪中期以后，有更多的俄国学者从文明的理论上，从哲学上探讨这个问题。其间出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如达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米留柯夫等，特别是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名著《俄国与欧洲》(1869年)中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对20世纪的文明理论大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很有影响。 苏联时期，“俄罗斯文明”问题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史学界才有人提出用“文明方法”研究历史的建议。到80年代以后，文明方法和文明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到苏联解体以后，更是进入高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1997年出版的《文明》丛书第4辑的“出版说明”指出：“近十年来，‘文明’的概念和文明的理论在我国的历史科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化学都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历史知识还缺乏一个主导的范式的情况下，文明理论遂得以成为最流行的、被学术界承认的概念。”① 从学术、文化方面说，近年来文明问题在俄国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国际人文学术界在20世纪晚期兴起的“文化热”的影响，有对冷战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反应，有苏联解体前“文明方法论”讨论的延续，有纯粹学术上的兴趣原因，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次文明问题的讨论和探讨是与俄罗斯在新形势下对本身文明的认同，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回答相关的各种问题有关。当代俄罗斯学者沙帕瓦洛夫认为：“研究俄罗斯文明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是和社会意识到自我认知以及自我辩识能力的重要性相关联的，也是和社会对在此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之规模有所了解相关联的……。看来，俄罗斯文明也能找到应对当今时代挑战的适当答案。”②在这里，这位学者提出了社会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文明的关系问题。这对探讨文明问题很是重要。具体到俄罗斯社会来说，这一点就更为明显。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巨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俄罗斯各界民众“对文明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所提高”，“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世界意义提高了认识”，③因而对俄罗斯文明的兴趣得以增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俄罗斯学者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俄罗斯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对俄罗斯文明应作何评价？ 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文明。叶拉索夫可称得上是这种方法的代表人物。他强调文明的普遍性原则，指出文明的普遍性不只是由商品—货币—生产关系或法制调节体系产生的，以社会生产的普遍的精神因素为中介的个人间的关系也可能具有普遍的形式。文明的普遍性表现为精神形式、社会组织的结构原则和机构以及精英的活动。叶拉索夫还强调，文明的普遍价值也就是跨地域的价值，而普遍的价值表现在世界宗教、道德、法和艺术体系上。④由此可见，叶拉索夫对文化因素的重视。 持这种文化学方法的学者还有不少，尽管他们之间在具体观点上会有差异。如约诺夫、哈恰图梁认为，文明是人们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他们既是由共同的精神传统联合起来的，也是由物质文化的共同基础、对空间和时间的相似的接受方式、周围环境及对它的利用方式联合起来的。⑤谢缅尼科娃则认为，文明的内容不只是文化；文明还是社会的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下列的共同因素所决定，即地理(或自然)环境、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组织、精神价值(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体系、心态、时代特点。⑥ 除了这种文化学的观点外，影响比较大的另一类看法可以归纳为自由派的观点。所谓自由派的观点，是指一些俄罗斯学者，他们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把俄罗斯文明同理想的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俄罗斯不存在完整的文明，不存在成熟的文明，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不文明”、“不够文明”、“处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空间，是“不同文明的堆积物”。 例如，社会学家皮沃瓦洛夫和政治学家富尔索夫创建了一个“俄罗斯体系”的学说，⑦用来解释俄国的政治和历史。他们对俄罗斯现有的所有定论都提出疑问，认为西方的科学、现代的社会科学术语只能解释西方的现实，而不能解释发生在俄国和亚洲的事情。表面上，他们似乎没有使用“文明”的概念，实际上，他们的观点体系是否定俄罗斯文明的本性的。他们强调，和西方不同，政权在俄罗斯体系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机构，而是严厉的神祇，类似一种虚无缥缈的现象。由于对政权的崇拜，俄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在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政权控制着社会。新的政权在经常出现的纷乱中建成，接着就来控制民众。他们还认为，俄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无所作为、毫无成果的，往往是在国家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后，为满足政府的利益而实施的。而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所进行的改革所得到的结果则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逆转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之，有权势的氏族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周而复始，将导致俄国回到前文明时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