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包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并具有进攻性和颠覆性特点。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终在美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败下阵来，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本文试图从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进攻的必然性，及它在对苏政策中的阶段性变化和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读者和同行。 一、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进攻的必然性 关于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进攻的必然性，中、美、苏俄等国学者都有过不少论述。当代俄罗斯学者对于苏联解体更有切肤之痛和真切体会，本文试引用其中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论述作为开始。这位俄罗斯学者在2001年撰文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形成于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但具有相当大的野心。美国自认为是世界的天堂，每个人具有平等的机会，私有财产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不是走下坡路的欧洲，而是美国的民主制，是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 “美国政治领袖和实业界认为，美国民主和繁荣依赖于美国价值观在世界各地的扩展。也就是这种‘移动边疆’的概念……被用来为把印第安人从美国人觊觎的土地上排挤出去的行为作辩护。这种土生土长的思想开始时在美洲大陆扩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扩展到全世界。” “1917年十月革命(有人说是政变)无论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使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价值观以及与这些相联系的在世界追求领袖地位的野心受到了质疑。由于这一革命是在一切民族自由、平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权力归劳动者所有的口号下取得胜利的，俄罗斯就宣告为世界革命的灯塔。”作者在列举十月革命在世界产生影响的一系列例证之后指出：“大西洋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新大陆’渗透的屏障。不仅美国无产阶级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美国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也受到影响。在‘大萧条’情况下，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美国报刊上被公开讨论”。“由此，美国政治精英，实业界也把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俄国，投向它的对外政策。结果，他们敏锐地认识到美国价值观及其世界地位遭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① 应当说，这位俄罗斯学者很好地勾勒出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及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原因，这里，试作三点必要的补充： 第一，美国自始至终把维护自由民主制度和追求扩张视为国家使命。 美国是一个基本上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构成早期白人移民的新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北美建立的新国家是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到19世纪40年代，这种“使命”观发展为大陆扩张“理论”——“天定命运”。这种特殊“使命”观深深植根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并被当权的利益集团用作向外扩张的“指导性观念”。当时美国还出现了所谓“流动的共和国”的词汇。“流动共和国”的倡导者认为，美国人“对自由情有独钟，但又常常在移动之中”。1848年在参议院辩论对墨西哥战争时，一位参议员鼓吹：“自由需要国家不断地发展与几乎无限地扩张势力”。另一位议员则说，如果谁试图“限制我们高贵民族的不可限量的能力……那将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叛逆”。这些人还争辩说：“这一理论不同于给希腊、罗马带来灭亡的那个历史规律。美国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打扮起来的，她有‘一种扩张的特殊能力，一种其他政府从未有过的天赋才能’，而她的命运得天独厚，那里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曾经有过的使自由人民受害的无意义的战争。美国用武力或欺骗的手段获取新的领土给她的声誉造成的污点，被她的崇高目的——取得共和思想与共和体系的胜利——过多地抵消了，为此别人家的领土不得不做出贡献。”② 这样，向外扩张在“流动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外衣下被完全合法化。也正是在这一合法外衣下，美国领土在19世纪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19世纪末，美国史学家特纳提出“边疆假说”的理论。他预言大陆边疆的完结，并不会停止向西扩张，而向太平洋扩张，正是西进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地理边疆更被所谓“利益边疆”所代替。世界上凡是被认为与美国利益有关的一切领域和地方，都是美国要从事开发的“新边疆”。“边疆假说”的鼓吹者争辩说，为了保持美国独特的文明，维护美国自由民主的传统，延续美国的繁荣，就必须通过不断的“文明征伐”，开拓新的“边疆”。 显然，这种以维护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和追求扩张作为国家使命的意识形态，绝不会容忍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永远存在下去。这涉及美国资本主义生存与扩展的根本利益。 其次，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不允许苏联社会主义长期存在。 反共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核心内容之一，是直接为美国国家使命服务的。法国学者克劳迪·朱里安说，宣扬“神意”和高唱“救世主义”，“绝对说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③。 在美国当权者看来，新生苏维埃政权是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否定私有财产，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对美国的极大威胁和严峻挑战。美国著名外交家凯南曾经说过，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④。 这样，从根本上消灭这个“异端”也就成了美国当权者朝思暮想的目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维护美国自由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向外扩张的使命。 第三，美国竭力向外推销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从根本上讲，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而不是美国的公众价值观的简单延伸。 美利坚民族价值观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珍贵品质，如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独立、进取、创新精神；也有消极面如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和种族主义等。但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我调节而加以提升或逐步克服。然而，当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却利用群众对国际政治的淡漠而向外推销一种变了味的价值观——美国政治价值观。这些特殊利益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呼声才是美国国会据以决定美国利益的声音”⑤。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外国评论家提出美国谋求统治地位问题，而美国这样做常常是对国内施压集团所做出的反应。由于这些集团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单边政策和霸道行为。”⑥也正是这些人，他们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极端保守主义，处心积虑把美国公众引向反对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