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8-0084-06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年)是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直至今天她在欧美大众心目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与其长女在1903年创立了著名的妇女参政组织——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以下简称同盟)。从1905年至1914年，为了扩大妇女参政运动的社会影响，给政府制造压力以获得议会选举权，同盟在埃米琳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进运动。她们从干扰政治家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到砸窗户、纵火、制造爆炸事件等，以及她们的绝食抗议行动，震撼了世人。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追求正义，视妇女选举权为妇女的不可或缺的天然权利，认为它是改变妇女命运的基石；二是强调公正的理念，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三是反抗权威，认为抗议和不服从是迫使政府让步的最有效武器。正是她的激进政治理念，改变了英国传统的妇女参政运动模式，使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本文试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长的背景以及她早年政治经历入手来分析其激进思想的形成，以便更好地理解20世纪初英国激进妇女参政运动的缘起和发展。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年7月14日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充满激进主义的殷实中产阶级家庭。曼彻斯特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而且是激进政治改革的中心，具有激进主义传统。这里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沿阵地和社会暴动频发地区，1819年8月16日曾经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圣彼得卢惨案”。这一事件导致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和宪章运动。此后，反谷物法联盟总部也设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在全国不断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和请愿活动，最终导致了谷物法的废除。同时，曼彻斯特作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矛盾在这里也表现得最为尖锐，工人运动十分发达。曼彻斯特还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重镇。正如埃米琳的女儿西尔维娅在《潘克赫斯特的一生》中所说的，古尔登家族的孩子成长于英国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个“为宪政自由和人的思想和个性自由而战的振奋人心的时代”[1](p9)。反抗权威的传统和氛围，也深深影响了埃米琳的家族。 埃米琳的激进思想还与马恩岛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恩岛是位于大不列颠岛与爱尔兰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埃米琳的母亲索菲·简·克雷恩(Sophia Jane Craine)1833年出生在马恩岛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古老家族。埃米琳曾声称其激进思想至少应部分归因于马恩岛人的血统。马恩岛的妇女拥有较高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比英国妇女拥有更多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1881年马恩岛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她们比英国的同伴整整早了37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妇女以议会选举权的地区。马恩岛妇女成功地参与政治生活的例子，影响着埃米琳的母亲对妇女参政的态度。 埃米琳的父亲罗伯特·古尔登(Robert Goulden)的家族是一个英雄的家族，她的祖父母都积极参加过反谷物法的斗争，特别是亲历了1819年的“圣彼得卢惨案”。埃米琳的父亲热衷于各种公共事务，是曼彻斯特自由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美国著名的废奴运动领袖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到曼彻斯特访问和作演讲时，他曾经接待了比彻。①埃米琳的母亲婚后在丈夫的影响下，也成为一名政治激进主义者，积极反对奴隶制度，并成为英国早期妇女选举权的倡导者之一。埃米琳回忆小时候母亲在临睡前常常给她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成年后的她一直都无法忘怀小说中美丽的女黑奴伊丽莎(Eliza)为了逃离奴役、寻求自由，打破俄亥俄河坚冰的情形。小说中描绘的奴隶所遭受的不幸，使她意识到追求平等的可贵和抗争的重要性。埃米琳的母亲不断鼓励她不仅要同情弱者，反对非正义，而且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她在个人自传中回忆了幼年时和母亲为废奴事业募集资金的情形：“当我还不到5岁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奴隶’和‘解放’这两个词的含义。”[2](p1) 在母亲的启蒙下，少女时代的埃米琳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妇女参政者。埃米琳15岁那年，母亲带她参加了妇女参政协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埃米琳第一次对妇女参政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被这些演讲的内容所吸引，甚至为此感动。”[2](p9)埃米琳对母亲充满感恩，认为母亲是真正把她领到妇女参政事业大道上的启蒙者和指引者。[3](p22) 埃米琳少女时代在法国的4年经历对其激进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2年她被送到法国巴黎接受教育。埃米琳所在的学校是巴黎著名的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具有女性平等受教育的理念。在求学期间，埃米琳结交了她终身的好朋友、法国姑娘纳米尔·罗什福尔(Noemie Rochefort)，纳米尔的父亲罗什福尔—吕凯侯爵(Marquis de Rochefort-Lucay)曾经是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纳米尔给埃米琳讲述了其父辈的英雄事迹，给埃米琳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埃米琳在巴黎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此书对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她认为该书的观点“激励和影响了她的一生”[2](p3)。卡莱尔认为，历史进程是无法预测的、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每个个体在面对未来时有更好的选择机会。他在论及政府时说，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它能够正确地运用权力的基础上，一旦它不能正确地行使这些权力，否定人民的需要，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反抗政府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光荣的。[4](p123，132)卡莱尔在他的著作中还强调了领导人个人的魅力在实现社会理想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埃米琳在未来的妇女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的激进思想。[5](p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