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制度(common field system，也叫敞地制度或者敞田制度：open field system)是一种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以村庄(如果村庄与庄园重合，就是庄园)为单位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①公地制度的内容在各地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最典型的包括以下要素：一是所有耕地(既种庄稼，也种草和其他农作物)都划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长方形田块，叫做条田(strip)，各户的每一条田都必须与邻人的条田相邻。第二，在庄稼收割之后，耕地上留下的庄稼荏(麦穗以下部分)对全体共同体成员的牲畜开放。第三，共同体成员，按照一定的条件，集体地使用耕地之外的荒地、林地、牧场、沼泽等公共地。第四，有着协调管理关于耕种和放牧的共同的规则。第五，有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它们一般是庄园法庭或者村民会议。②“公地共同体”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实行公地制度的同一个村庄或者庄园内，享有对公共地的使用权(在大多数地方，这种使用权是以对耕地或者房屋的占有权为前提的)的人们(他们包括领主、领主的佃农和其他人)共同组成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公地共同体的管理，无疑包含着人治的因素。比如领主对公共事务的任意干预，对农民习惯权利的任意践踏，对共同体习惯法的任意违背。又如一些富有家族长期垄断共同体的管理权力。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决不能笼统地称封建时代的欧洲所有公地共同体为法治的社会。但是，这些小社会里，的确又存在着法治的因素。主要包括对法律至上原则的维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比较严格细致的法律程序。贫穷、弱势的农奴和其他佃农，就主要依靠这些因素来与专断专横的领主和其他强势者们抗争。这种依法抗争在圈地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共同体的这些法治因素，无疑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的法治进程。对它们的探讨，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 西方关于本文的中心问题，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从本文引述的有关论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笔者尚未见到集中从对法律至上原则的维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比较严密、细致的法律程序这三方面进行探讨的成果。国内有关庄园法庭、习惯法、村庄的研究不少，但是，笔者也没有见到与本文类似的成果。 一、对法律至上原则的追求 所有研究欧洲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每一个公地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宪法”或者法律，外面的人，甚至国王，都不能轻易改变它们。③英国研究公地问题的泰斗欧文夫妇(C.S.and C.S.Orwin)对英国诺丁汉郡的莱克斯顿(Laxton)庄园的公地制度(该庄园的公地制度是英国政府作为历史遗产特意保留至20世纪后半叶的)进行实地考察后说，整个莱克斯顿的农业都是由村规(下文将解释此词)管理的。④著名的欧洲农村史专家戴尔(Christopher Dyer)也说，公地共同体的“工作和种庄稼都由共同的规则管理”。⑤ 公地共同体的最高法律主要是村规(by-laws)。村规是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农村广泛存在的、公地共同体成员们维护公地制度的规定。著名村规研究专家、波士顿大学的奥特从中世纪英国留存下来的31个庄园的法庭卷宗中，完整地选编并翻译了近200条村规。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有关村规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是本文重要的资料转引来源。笔者也查阅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村规，包括欧文夫妇从英国莱克斯顿堂区⑥庄园法庭卷宗中收集的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100多条村规。在最早见于13世纪(实际上还要早)，最晚见于19世纪的数百年中，遍及几乎整个北欧和南欧农村的几乎所有今天能够见到的成文村规，都具有公地共同体最高法律的特征。各地村规的内容，甚至其中规定的处罚方式，都大同小异。它们主要包括对公地制度中的土地制度、耕种、播种、放牧方式等的维护。其中一类是针对具体问题随时可以发布的时效很短的命令，包括明天要去做什么集体工作，今天要处罚谁等非常具体繁琐的内容。比如，在英国劳顿(Launton)村，16世纪的一条村规“命令：在下一个星期日，10月1日，所有本庄园领主的佃农都得集合起来，检查本领主的所有土地，以发现任何通过带走或者移动在领主和佃农之间，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之间，以及其他人之间土地的界石(meres)、边界或者标记而造成的侵害”，并且及时纠正，对违规者加以处罚。又如，某地一村规规定：所有得了某种病的母马应当在下一个星期天之前被从地里牵走。另一类则是时效较长、针对整个共同体的习惯性的规定，包括共同放牧，禁止在收割季节劳动力外流，等等。比如，某村规规定，“任何茅舍农不得有两头以上的牛，一头以上的马，四头以上的猪。”又如，某村规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一维尔盖特(土地面积单位——笔者)土地而拥有100只以上的羊，(拥有)两维尔盖特土地可以拥有200只羊，拥有土地越多拥有羊越多，反之越少。超过规定数量的，其多余的羊归领主。”再如，某村规规定，只有当秋天都过去了，所有人都同意了，才能在共同的牧场上放牧。⑦ 在实行公地制度的地方，村规最终成为惯例，其法律效率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更长。前述有记录的村规最早见于13世纪，但事实上肯定更早，因为其中常提到“习惯如此”，“我们的习惯是”(有些村庄的村规从来就是不成文的，因此无法查阅)。⑧研究公地制度的专家们都知道，农业性村规，基本上就是习惯。有一个例子说明，村规是怎样成为习惯的：英国北安普顿郡哈里斯通(Harlestone)村1410年为了扩大轮种制度中第三圃的面积，通过制定村规对土地结构进行了调整。当时规定，“如果在6年或8年之后这些安排和调整对于本村多数人都不利的话，它们就应予停止。”但是，这次调整直到1505年才被改变，维持了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