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巴尔干和希腊扩张，开始了马其顿帝国主义①的时代。在这一时刻，同一个腓力，却被两个不同类型的雅典人归入了两个对立的族类：开办演说学校的伊索克拉底盛赞他具有高贵的希腊血统；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则将他贬斥为“蛮族人”，而“蛮族人”是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人对所有外族人的蔑称。那么，腓力以及他的臣民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呢？和在古代一样，人们今天也在争论。这一争论包含了希腊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或ethnicity)、马其顿族群认同、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认同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学者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即在马其顿帝国主义的环境中希腊认同是如何建构的。所选择的考察时段是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和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统治时期。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回答一直被激烈争论的问题：“马其顿人是希腊人吗？”同时也希望它能为人们看待族群和族群认同提供某种有别于传统理论的参考视点②。 研究方法的回顾与选择 学者们的传统做法是，通过检验马其顿人的语言、宗教、文化等所谓“客观”特征，力图证明马其顿人是否是希腊人③。这是一种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的研究方法。本质主义者将族群视为一种自然的、原生的、既定的本质存在，相信凭借某一族群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文化等若干所谓“客观”特征就能够界定或鉴定其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 近些年来,这一方法正在经受着质疑和挑战。在目前关于族群的研究中,被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或“环境主义”(circumstantialism)的方法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重视。在这种方法看来，客观特征不能最终定义一个族群；族群身份即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话语主观地建构起来的；客观特征只构成族群认同建构中可被操纵的标记；族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历史形势的变动相关联，处在一种持续被建构的状态④。 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涌现出很多采用环境主义方法研究希腊族群认同的论著⑤。值得一提的是霍尔的一项研究，他将马其顿人的族群认同置于希腊认同(Greek identity)建构变动的形势当中进行观察⑥。他认为，在古风时代，希腊认同是一种“聚合式”(aggregative)建构的族群认同，是通过虚构谱系将血统溯源至命名祖先希伦(Hellen)来定义的。约于公元前6世纪末成书的(伪)赫西奥德的《名媛录》是一部将以前多种地方谱系传统系统化的诗作。其中讲到，丢卡利翁之子希伦生子多罗斯(Doros)、克苏托斯(Xouthos)和爱奥洛斯(Aiolos)，克苏托斯生子伊翁(Ion)和阿凯奥斯(Akhaios)⑦。多罗斯、爱奥洛斯、伊翁和阿凯奥斯分别是希腊人的几大支系多里斯人(Dorieis)、爱奥利斯人(Aioleis)、伊奥尼亚人(Iones)和阿凯亚人(Akhaioi)的命名祖先。《名媛录》里还讲到，马格奈斯(Magnes)和马其顿(Makedon)是丢卡利翁之女推娅的儿子⑧。两者分别是马格奈泰斯人(Magnetes)和马其顿人(Makedones)的命名祖先。对此，霍尔解释道，虽然推娅是希伦的姐妹，但马其顿本人并非希伦的直系后裔，这就意味着将马其顿人排除在了希腊人的血统谱系之外。 在霍尔看来，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认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着深刻转变的时期：在形式上由“聚合式”认同向“对立式”(oppositional)认同转变，即希腊人更多地在与外部群体(尤其是波斯人)对立的基础上来定义自我；在内容上由“族群”(ethnic)认同向“文化”(cultural)认同转变，即希腊人开始将族群标准置于与语言、宗教和文化标准相同的层面上来定义自我，最后到希腊化时代文化标准成了一种主导的定义标准。当然，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变未必是完全同步的。 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马其顿王室宣称其祖先起源于伯罗奔尼撒的阿尔哥斯，其血统来自泛希腊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泰迈诺斯，并将此作为自己是希腊人的凭证⑨。然而霍尔认为这些凭证还不够充分，理由是有些非希腊人也奉赫拉克勒斯为祖先。于是他还强调另一则谱系神话对于马其顿王室所宣称的希腊身份的意义。这则神话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至少在斯巴达已流行，讲的是赫拉克勒斯之子许洛斯被多罗斯之子埃吉米奥斯收为养子⑩。许洛斯是泰迈诺斯的曾祖父，而多罗斯是希伦的儿子。按照霍尔的解释，凭借这一收养关系的神话，马其顿王室就能把自己的谱系追溯至希腊人的命名祖先希伦，从而使其希腊身份得以证实。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一个新的谱系传统又将马其顿人的命名祖先马其顿说成是爱奥洛斯的儿子(11)。这意味着把马其顿人也列入了希腊人的行列。但霍尔指出，马其顿人的这种爱奥利斯人身份，仍能使他们与拥有赫拉克勒斯后裔身份的马其顿王室在族群上区分开来。 根据霍尔的理论，上述依据族群标准定义马其顿王室及其臣民的希腊身份的做法是古风时代传统的遗留；而到公元前5世纪文化因素在希腊认同界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时，依据新的文化标准，马其顿人被明确地归入或被暗指为“蛮族人”(12)。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政治争论中，贯穿的正是希腊认同定义标准的转变和更早时期希腊认同的历史残留。保守的伊索克拉底用已经过时的族群标准来为腓力二世的希腊身份辩护，而腓力二世的对手德摩斯提尼则采用新的文化标准来攻击他。 从以上回顾中可见，环境主义的方法能够更合理地解释关于族群认同的很多看来不可思议的复杂情形。因此，我们将选择这一研究方法，并基本接受霍尔的理论模式。但同时还要提出，马其顿帝国主义也构成希腊认同建构环境中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因素。 被争议的马其顿族群身份与马其顿帝国主义 对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而言，希腊人既是其帝国主义的首要控制对象，又是其进一步帝国主义扩张的合作者。希腊人对马其顿帝国主义的回应是不同的：各个希腊城邦内都出现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整个希腊世界也分化为亲马其顿城邦和反马其顿城邦。在这种形势下，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身份就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一些证据表明，希腊人对马其顿人族群身份的不同看法，是与他们对马其顿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