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3-0027-12 近几十年来，由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率先主张和采用的从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各国学者和世界史编写者接受和发展。在这个大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在持全球史观的中外学者眼中，世界史(或全球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时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虽然立足于全球的整体世界史仍在初创时期，在各国史学家的努力下，全球史观的理论构建和在其指导下的全球史研究、编纂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在这个领域中也出现了新一代知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就是其中一位。 本特利教授原来从事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曾在1980年代出版两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①，此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并在1993年出版有关专著②。作为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在该学会内十分活跃，并自1990年该会《世界历史杂志》创刊起一直担任该刊主编。1996年，他为美国历史学会编辑的“全球及比较历史系列论文”撰写了专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专业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实践，以及近几十年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发展趋向③。1990年代以来，他对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展到近代时期，并据此提出独特的世界历史分期法④。此外，他还系统地梳理了“早期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并从全球史角度对“早期近代世界”做了新的理论诠释⑤。本文择要介绍和讨论本特利教授对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和治史实践。 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分期法 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期，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难题之一。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对历史变迁做系统的分析，史学家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划分一国或世界历史的标准和体系。这些不同的分期法虽然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但无一例外都有很多局限甚至重大弊病。例如在我国世界史领域，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著作都采用西方和前苏联史学界的分期法，即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其中“现代”的划分来自前苏联史学的影响)。而这些分期概念乃是从西欧的历史进程和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不符合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实际。这种分期法无疑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早已广为人们诟病。 无论哪种分期法都必须面对“用什么做标准”的问题。迄今为止，地区史和世界通史类著作大多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如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美洲、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志，而这些事件往往取自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据此划分出的历史时期也只是主要反映欧洲(西方)的情况，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歪曲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为了纠正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世界历史的长程全景，本特利提出，应当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而非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主要标准，并且撰文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⑥。 在本特利的历史分期体系中，“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世界上各个不同人群参与到超越个别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中来。他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进程对近代及近代以前的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也应成为世界史分期的主要依据。就1500年以来的五个世纪而言，跨文化交流的现象日益普遍，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互为因果，无疑是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大批学者已经对这五百年间的长程贸易、物种交流、疾病蔓延、技术传播、殖民扩张、传教活动、黑奴贸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些跨地区、超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如何影响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自身的历史轨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对于更早的历史来讲，跨文化交流远不如近代这般经常和广泛，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但是本特利认为，即使在近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跨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重要，它的作用远远超出其参与者的范围，而对更大区域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他特别指出了三种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重要意义的历史因素或过程，即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往往给受其影响的地区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化。例如，近代之前印欧人、班图人、日耳曼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大规模迁徙，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半球，并且带来种种后果。同样，帝国的建立和扩张也深远的影响着跨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大规模帝国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帝国境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的紧密、集中的监督管理，中国人俗话中的“天高皇帝远”就表明，地方或地区势力在前近代帝国里享有事实上的自主性。但是，即使缺乏有效的中央管理，这些前近代帝国的出现仍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与把外来统治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情况不同，这类帝国扩张有助于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商业交流和外交关系，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