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所有社会都寻求各种方法来展示它们的特征和理念，那么拜占庭就不是唯一的发展出至少3种“展示”类型的国家了。第一种是公示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展示”：大教堂、宫廷服饰、宗教祈祷礼仪及庆典上的队列游行，这些都试图给观众以帝国庄严尊贵的印象。第二种是日常生活方面更为世俗的“展示”形式，如拜占庭人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由人与奴隶，家长权的理念，所有这些理念都凭借“展示”而得以宣扬和强调。第三种是被禁止的“展示”，这种被禁的“展示”通常是隐匿的，这类展示可以通过那些从未根除的传统探寻其踪迹。尽管有当权者的极力阻止——但是季节更替的节庆仪式，对于星相运程的探究，仍旧常常与拜占庭人在命运机缘方面的信仰相联系，也仍旧常与拜占庭人认为某些人具备预测及影响历史进程之能力这一观念（这必须被正确地理解）相联系。这类的“展示”常常与古老的习俗相关联，这种关联并非源于它们最初的目的，而是源于它们总是被重复地实施。 一、具有自觉意识的公开展示 如果我们从拜占庭“展示”中最具自觉意识的方面开始，会发现其中一些是有道理的，而另一些则是荒谬的，不过它们都是拜占庭世界的组成部分。许多的展示是以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教育体制为基础的，这种教育体制的内容包括七门人文学科的古典课程。这些课程在1000年中一直是帝国所有高深知识的基础。当拜占庭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些深植于古典世界的知识时，这种承袭于希腊罗马实践的教育体制给予了他们强大的自信。本人以为，有一点值得强调，一种认为古典知识极具价值的深刻理念，促使同样的教育体制不断地鼓舞着大约35代的学者。这一教育（体制）囊括了从诗歌写作到肢体损伤包扎术、从哲学到兵法、古代戏剧、法律与正义的原则以及兽医学、天文学、数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知识领域。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体制，是因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学习经历和卓越的技艺。我们可以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数量进行具体地个案研究，他们可能是在任何一段时期（300年）进入这一群体的人，我们可以得知他们是多么微小的一个阶层。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获悉，有多少古希腊原始文本得到复制，并能够追寻到一些已遗失文本曾经存在的痕迹。但是这点只能提醒我们，已经遗失的拜占庭历史证据有多大数量。例如，我们都知道一个10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教师，他的书信宴飨着现代拜占庭学者，揭示了有关其嗜好的信息，这些存留至今的信函表明了他的教学方法和成就，可我们却无法得知其姓名。而既然能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教师，就必定存在另外十个教师，但他们的书信没有被收集到，或许他们的学生也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此外，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学者与他人通信时，① 通信的对方领会其心意，也会以同样高雅的古希腊方式回信。由于太多文本的轶失，我们不能恢复他们之间通信的历史原貌，不过这类通信的确存在。 例如：一些在斯图迪乌修道院的圣狄奥多勒（St Theodore of the Stoudios）② 在世期间一直与其通信的上层社会的女性，因在该修道院被驱散至不同流放地期间对修院的资助而受到感谢。狄奥多勒的致谢信函得以妥善收藏，但是其通信对象的那部分信件却遗失殆尽。如果修女卡西娅与那个同狄奥多勒通信的卡西娅确为同一人，那么尽管她的一些隽语和赞美诗幸运地存有副本，但是她的大量书信却毫无记录。仅从书信学方面看来，更多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进行着一种特殊形式的书面交流，许多初级教士和世俗官员接收到来自诸如迈克尔·塞勒斯这样的大人物的信件时，会以同样的阿提卡希腊语回信，他们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这种语言。 稍晚的时候，出现了方言版的文本，这些文本是专为那些认为古典希腊语难以掌握的人们准备的。（这种现象）表明读者群需要读一种比《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History of Niketas Choniates）③ 更通俗易懂的版本。在拜占庭，人们的读写能力似乎很高——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一直高于西欧很多。这不仅以基督教经典文本和教会文献为依据。但凡接受过些许教育的人都知道荷马的诗歌，他们或许还牢记着古典文学作品。对于提及古希腊作家——特别是诗人和戏剧作家——的文献，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使用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整理。正如我们所知，有知识的地方就会有展示的形式。 对异教文学的深刻理解和对异教古代神祇、哲人、英雄和反派人物的认识，激发拜占庭人去研究在整个基督教时期伫立于拜占庭城市中的雕像。这种理解也鼓舞着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街市哲人”步出家门，颂读并誊写那些依旧可见的铭文。即便他们误解了这些铭文，援引伪典来求证铭文的渊源，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与现已遗失的历史遗迹相关的信息。同样的理解也鼓舞着13世纪的马克西莫斯·普兰诺德斯（Maximos Planoudes）④ 创作了一篇祈祷辞，乞求上帝在末日审判时免除对柏拉图（Plat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惩罚，因为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只是由于生活在基督启示之前的时代才所知不善的。 拜占庭展示其教育传统的明显方式是对修辞学的应用：这在讲演辞、书信、布道辞、历史书籍和司法判决中都有所体现。如是，这种方式就会对它所表达的信息有所影响，不过不是影响全部的信息。许多只完成了初级基础训练⑤ 的学生仍然通晓一些修辞学，他们能够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那些未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属于无数默默无闻的即将成为拜占庭知识分子的群体——就像那些为这个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提供服务的人一样。格里摩那的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第二次出使君士坦丁堡时的记录，记载了一次未达成协议、结果惨淡的外交出使，从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瞥见这些人的基本工作：拜占庭皇帝提醒大使留特布兰德，即奥托一世（Otto I）的上述使节发誓不会做使帝国愤怒的举动——拜占庭政府已经对此记录在案，并且可以向留特布兰德展示这个记录。拜占庭帝国认为拥有高度发达的记录保管体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的这种体制在中世纪无可匹敌。不过，尽管与官方记录相关的印章曾记录了许多官员和书吏的姓名与职位，但是由他们发布的文件以及他们的档案系统却没有留存下来。于我们而言，拜占庭皇帝的这个提醒是一个有益的训诫，它提醒我们不要遗忘维持帝国行政运作的受过教育的历代文职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