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中日關係將會走向何方？面對東亞歷史上這個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18世紀的中日關係也許能給我們提供一些解讀線索。①那時候兩者關係比較和平穩定，清代中國(1644-1911)和德川日本(1600-1866)相互視作平等國家，日本人稱之爲“邦”(Kuni)。雖然這時期兩國没有正式外交關係，清代中國和德川日本欲相互遠觀着對方，並且實際上相互影響着對方。例如，在這個時期裏，德川日本決定抛棄明清王朝所自稱的“中國”(MiddleKizngdom)這個稱呼，把中國作爲一個“邦(Kuni)”而稱之爲“中華(Chūka)”、“異邦(ihō)”、“西土(Seito)”、“支那(Shina)”。② 滿洲軍隊分别於1627年和1637年入侵朝鮮，緊接着，1644年他們占領了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德川日本此時面對着一個重新崛起的亞洲帝國，這個帝國或許會直接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日本人將何去何從呢？在他們學習荷蘭語、英語或是法語之前的17-18世紀，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成千上萬的日本人致力於學習閱讀和寫作中國漢文。我認爲這是因爲日本的近世變法是在有意以帝制中華晚期爲榜樣。清王朝在17世紀80年代統一了臺灣以及澎湖列島之後，在18世紀早期，他們轉向了亞洲内陸，並在中亞地區發動了一系列軍事行動。③ 我的結論是，日本對中國的好奇是從中國語言開始的，但是，這種好奇隨即延伸到對當時中國的國家治理、道德論說以及醫藥治療各方面的詳細考察。18世紀，日本在文學、政治以及經濟各方面遇到了作爲“異邦”的中國，這多重刺激使得日本人把自己想象爲“中國通”。他們不僅希望能夠與中國並駕齊驅，並渴望最終能夠超過這個盤踞亞洲大陸的龐然大物。在日本的“中國”想象中，目的是要學習18世紀東亞世界中最先進的國家管理、社會和經濟。這種日本在18世紀把中國當作“模仿對象”的注意力，到了19世紀理所當然地轉向了歐洲。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600年以後歐洲在全球史中的崛起，以及大英帝國在18世紀的興起，以上這一歷史進程的很多方面和明清中國直接相關，比如它的文官制度、强大的經濟，以及它的茶葉和瓷器產業。④ 一 18世紀中日貿易新法 德川日本不承認中國在東亞的主導力量，不過，德川政府仍然尋求平息兩者間的衝突。1715年以後，他們頒發了與明朝“勘合”類似的證明，以一種嶄新的形式重新開啟寧波貿易。自1635年以來，長崎一直是日中貿易的集散地，而清朝船隻如果要進入長崎港，它們就必須接受日本的條款，持有日本的官方貿易證明(信牌，長崎通商照票)。明朝的“勘合”是由朝廷頒發给足利日本等朝貢國的貿易證明。足利政府屈服於朝貢國地位，接受明朝頒發的證明，德川政府對前朝的這種先例非常不滿。1715年之後，他們終於頒發了自己的貿易證明，避免成爲清朝的進貢國。⑤ 18世紀，長崎是“唐館”(Tōjin yashiki唐人屋敷)的大本營，最繁盛的時候曾經有一萬中國人。但是，德川政府的貿易控制導致了前往長崎的中國船隻減少，在整個18世紀，船隻數量從每年七十艘跌至二十艘左右。相比之下，這段時間抵達長崎的荷蘭船隻也從每年五六艘降至一二艘。1715年新的貿易管制法實行之後，長崎的本地人口從1696年的64523人減至42553人。⑥ 一些没有領取長崎信牌的中國南方商人，他們向清政府官員抱怨日本的新法。他們指責日本作爲一個朝貢國，在新的長崎信牌上使用德川年號是一種不忠的行爲。於是，福建和浙江的官員没收了日本的信牌並上呈朝廷。某艘逃回長崎的船隻，帶着完好無損的信牌，他們向德川政府報告了此事，德川立刻向清朝抗議其對外國法律的蔑視。雙方頭腦都比較冷靜，這場爭論也很快被平息了。德川幕府並不想進一步和清廷對抗，況且，在中俄外交紛爭中持有現實主義態度的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知道，中國的貨幣鑄造也需要來自日本的銅。⑦ 最終結果是，整個德川時代，中國船隻都必須持有日本官方信牌纔能進入長崎。日本的“信牌”制度有效管理了德川政府與清朝之間的貿易，清朝政府允許在朝貢體系之外的日本(在寧波)和俄羅斯(自1689年始，在尼布楚)與中國進行通商貿易。有趣的是，18世紀前往中國的日本僧人依然堅持早先室町時代(Muromachi)的傳統入關方式。例如，一羣來自京都比叡山上延曆寺的僧人，他們於1732年9月準備牒文，1733年初冬抵達浙江時即由寧波的官員檢核。天台宗僧侣所準備的牒文，一方以日本國的名義，而另一方清朝則被稱爲“唐”(Kara)。⑧ 作爲德川時代的主要輔臣之一，新井白石(1657-1725)是將軍幕府中所謂的“頌華者”，他頗以自己的漢詩爲榮，並在1715年新法的醞釀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他擔心礦物資源通過長崎貿易大量流入中國所引起日本的匱乏，制約了日本國内的商業發展，並導致走私增加。他指出，日本75％的黄金和25％的白銀都在對外貿易中流失了。新法的目標是限制以金屬尤其是銅和白銀爲交换手段的商業貿易，使每年來長崎的中國船隻減少到三十艘以下。早在1668年，日本就頒佈了禁止出口白銀的法令，到1763年，它成爲永久性的禁令。新井同樣也關注清朝的擴張政策，他覺得康熙皇帝正謀劃削弱日本。 二 滿洲的威脅和德川時代對中國的想象 滿洲人統一中國引起了日本人的焦慮。熊澤蕃山(1619-1691)是一個比較奇特的武士，他因爲致力於使日本適應王陽明(1472-1529)的心學而名聞遐邇，而當時的學者更傾向於正統的程朱理學。道學最初在宋代經由禪宗傳入日本，這些僧侣是和鐮倉(1185-1333)政權有關的。其後，在豐臣秀吉(1536-1598)入侵朝鮮期間，將一些朝鮮儒者趕到日本，他們給日本傳來了最新的道學思想。熊澤蕃山在1686年《大學或問》裏公開討論，面對越來越近的滿洲入侵壓力，日本將如何在戰略上采取適當對策，並且他强調，日本的準備實際並不充足。起初，没有人正視熊澤蕃山的講學，但德川政府也懷有同樣的憂慮，他們擔心滿洲軍隊會跨過黄海，就像當年的蒙古人那樣。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