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及其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K313.3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3-0024－09

      日本近代之所以会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绝非偶然，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西方列强从外部对日本构成压力之外，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经济逐渐转型也有着密切联系，其中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因素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笔者拟从城市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这里的“近世”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大致是指德川幕府统治的中期到晚期约150年的时间范围。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城市兴起的动因和兴起后对社会演变发挥的作用之区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大多是因政治军事的需求而出现了中心城市，西方社会往往是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城市。因此城市兴起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则与东西方社会城市兴起的历史不尽相同，因为它与政治军事需求有关，兴起后又对经济方面乃至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耐人寻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近代历史演变与亚洲其他国家出现巨大差异，向着更加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演进。

      日本近世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武家政治的代表丰臣秀吉于1591年正式颁布身份统制令，实施兵农分离政策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1]165。这种制度抑制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相互转化身份，尤其禁止百姓向町人转化。它将社会身份地位最高的大约200万武士集中到城镇居住，脱离自己作为食邑的农村土地“知行地”，与在农村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分离[2]11。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加强对武士的控制，幕府实行这种政策更为严厉，法律上规定武士只能居住在城市中，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尤其是以军事为专职，原则上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文武弓马之道，应专相熟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者乃武家之要枢也。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3]61同时实行“定府制”和“交替参觐”制度，即规定各藩的大名定期轮流到将军驻扎的江户朝见将军并居住大约一年时间，“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相定也，每岁夏四月中可致参觐。从者之员数近来甚多，且国都之费、且人民之劳也”[4]63。“参觐交替之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5]66。大名妻子还须按幕府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便于将军控制大名。

      兵农分离政策的推广，使武士居住在城堡中的领主宅邸内，完全脱离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经营。他们的生活，侍奉他们的随从、奴仆的生活，以及往来于江户和藩地之间的日用生活品皆需要花费金钱，这一切只能靠市场交换来满足。于是武士们便将作为俸禄的大米向市场出售，以换取生活必需的金钱。在向农民征收租税时，大名武士也往往要求农民将禄米到市场换成现金缴纳。这样一来，农民种植水稻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放市场销售，促使大米不仅成为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变成商品。从下表可知近世日本大米的商品化率已达相当高的程度[6]68：

      

      从上表反映的大米商品化率平均已达到50％，这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促使城市作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迅速兴起。从各藩运送来的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阪市场囤积，再由大阪向各地销售。德川时期最初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在武士居住的没有围墙的城堡周围，逐渐兴起了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这些集市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居民，被称为“町人”，即城镇工商业者。

      因此，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虽然最初的直接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也只能导致作为满足政治军事需求的城堡的出现。从根本上考察，城市的兴起与日本社会内部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长期无战事”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些地方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产品有了剩余，农产品加工迅速崛起，市场交换逐渐活跃，为了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也逐渐兴起。以后，这种为了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商品农业不仅限于水稻，而且扩大到其他农产品。日本以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国，所以水田历来比旱地更受重视。但后来因旱地出产的经济作物可投放市场赚取更多利润，人们便转而重视旱地。时人三善庸礼在《国家损益本论》中曾描绘天保时期扩大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状况：“辨别旱地之好坏肥瘦，应当等同于辨别水田。古代至元和八年时，多有森林、湖泊、原野、山岗、沼泽、泥淖等，但开垦为旱田耕作之事甚为少有。至今，从原野山岗森林到薮原沼淖，悉开立为田、旱地、住房用地。尤其所有空地开为旱田，是以种植五谷杂粮为所务。旱地之年贡都定为以大豆上交，现大豆进贡之外，也可用银购买……以今考见，旱地古代劣于田地，但至今价贵倍于田地，百姓专好求田地而作，可得莫大之所务。”[7]352即因为旱地可以种植大豆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农民更希望拥有旱地。说明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观念已在迅速加强，这也促使大量的非粮食产品成为商品投向市场。如1737年8月到1738年3月期间，在河岸批发商小松家的大福账中，报告了销往江户的商品有枥木的麻、结城和真冈的晒木棉、水户的烟草等。根据对这个时期输送的商品和货主的研究，关东农村已从自给自足性质的农业经营转变，逐渐开始与江户直接进行商品流通。当时送往江户的商品最重要的有宇都宫的干瓢、水户和大山田的烟草、真冈和下馆的晒以及鹿沼、枥木的麻丝等。这个时期的商品流通，随着北关东地区经济需要的扩大(如不可能自给的必需品糖、鱼肥、盐、酱油、衣料等)，向江户输送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飞速增长，形成“江户经济圈”的萌芽。许多农民参与了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已非偶然发生，而变成经常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分工，出现了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的特产地[8]14。唯物主义思想家山片蟠桃(1748-1821)1820年曾描述了这种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工：“如今各国有饶于米谷者，有饶于布帛者，亦有饶于木材、纸张之类者。所以，大多数诸侯国均出产一两种大宗物产，而不能自行制造他物，必定前往都会，即与诸物交易，以满足国用。若仍不能满足，即向外国寻求，从远至一万三千里之国送货物来，以作为日用之物。虽说为升平世界，也有些过于自由。”[9]263该材料表明商品生产分工的扩大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拓宽，已成为当时日本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