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8)03—0072—08 在世界近代史上，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治国者发起的自上而下社会变革，而19世纪后期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其中较典型的一次。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明治维新进行过大量的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从事研究的，所采用的也多为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运用新的方法来探究明治维新，仍是今天学术界的诉求。近年来，有学者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于该框架的基本观点认为财政压力是一国自上而下变革的起点，因此我们可称之为“财政压力说”。①该框架为我们研究明治维新以及历史上与此类似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个新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一)财政压力说 “财政压力说”的基本论点是：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革的过程是国家与各种组织博弈的过程。改革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国家能否与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 第一，“财政压力说”提出了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定，认为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是指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政令的可能性，治国者的义理性归根到底来自于公民和官员的拥护。所谓义理性危机实际是统治者统治的危机。而财政预算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状态。 第二，“财政压力说”阐述了义理性与财政约束条件二者的关系。假定治国者通过组织生产一组公共产品来获得义理性。这组公共产品不仅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还包括：军队、法律秩序和货币稳定等。合理的逻辑是公共产品的产出应以不超过财政收入为极限，但实际上，其产出却常常突破这一极限，结果造成财政危机，从而使国家义理性水平下降。该假说还提出了另一个核心概念，即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其内涵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治国者义理性水平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公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刚性；官员扩大预算规模的欲望；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壮大，使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下降；意识形态提供的激励作用呈递减趋势等等。“财政压力说”引用了财政学中著名的“瓦格纳定律”来进一步说明财政压力产生有某种必然性。根据该定律，政府的财政开支总是呈现扩大的趋势。②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检验了这一定律的有效性。认为人口压力会影响公共支出绝对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一旦扩张(如战争、灾害等)，就很难恢复到原来水平。“瓦格纳定律”为财政压力持续地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财政压力说”将治国者、官员和公民这三者假定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三者之间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治国者与公民、治国者与官员、官员与公民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的。这种利益的不一致，使治国者在参加三方博弈时，可以在某个特定时期选择不同的对手与之结盟，以提高或至少维持其义理性水平。 第四，“财政压力说”提出了治国者为提高国家义理性水平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路径。认为面对财政困境，治国者有两种选择：即“甩包袱”和“向新兴财富征税”。所谓“甩包袱”，是指国家削减“吃财政饭”人的数量，减少公共产品的生产或退出原来国家直接经营的经济领域，以减少财政支出。所谓“向新兴财富征税”是指国家财政收入近乎枯竭之时，向新的利益集团和新兴部门征税。该假说认为，这两种选择的前后顺序不能颠倒，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甩包袱”在前，“向新兴财富征税”在后，如果颠倒二者的顺序，就会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导致义理性水平下降，最终结局可能是改革失败或政权垮台。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诱致性变迁是由于科技进步、价格变化等因素引发的，它是利益集团在窥测到潜在的利润机会后、所自发地进行的改变现行制度的活动。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治国者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本身不受价格变动的直接影响，其获取利润的渠道也与一般利益集团有所不同，于是一个问题不免常常被追问，即治国者为何有时那么热衷于变革？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财政压力说”在价格变动和统治集团变革的启动之间，找到了一个连接点，这就是财政困境给统治集团造成的压力，尤其是在引入义理性这一概念后，该假说合乎情理地阐明了改革背后的激励。 (二)对“财政压力说”的补充和扩展 1.关于统治利益集团内部的分化 治国者作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在义理性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其内部的凝聚力会降低，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集团的分化和统治者高层的分裂。这种状况在中外政治史上为数不少。例如18世纪初的俄国，在外有战争内有农民起义的危机形势下，统治利益集团内分成以彼得一世为首的改革派和以旧贵族为主体的保守派。③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这时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倾向变法的维新派和反对变法的顽固派。综观中外政治史，许多国家在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前，其统治利益集团内都发生过组织关系的裂变和人事上的变动。本文认为如果“财政压力说”能明确地指出统治利益集团在危机面前的这种分化，会更有贴近实际的意义。这是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