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的“红色恐慌”与保守主义的发展

作 者:
金海 

作者简介:
金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红色恐慌”对美国保守主义①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成功地促进它打破了旧原则的束缚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无法建立一套新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这导致了它在保守主义发展中的影响逐步衰退。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8 期

字号:

      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过去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危机引起的进行激烈变革的要求逐步让位给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因此,在新政和战争期间受到民主党自由主义施政沉重打击的美国保守主义力量战后开始死灰复燃,准备向自由主义势力发出挑战,重新夺取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而冷战初期席卷美国社会的“红色恐慌”使保守主义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为它提供了反对民主党政府的有力武器,以及在外交政策上调整立场的意识形态理由。但是,由于“红色恐慌”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不能涵盖保守主义的全部内容。因此,到了6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开始部分摆脱冷战初期“红色恐慌”的影响,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一、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状况

      《韦伯斯特英语百科全书》对于“保守主义”一词的解释是:“一种维持已经建立的东西并且鼓吹逐步发展而不是激烈变革的主张。”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1956年所写的文章《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On Being Conservative)中也采用了这种解释。他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更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更喜欢已经尝试过的东西而不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更喜欢事实而不是神话,更喜欢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可能的东西,更喜欢有限制的东西而不是没有限制的东西,更喜欢触手可得的东西而不是遥远的东西,更喜欢足够而不是剩余。他们满足于已经实现的东西,并且嘲笑乌托邦式的幸福。”②应该说,这些定义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它们仅仅表达了保守主义者对于事物的一般态度,而并未提出一个足以把保守主义者们团结成政治运动的明确政纲。具体到30-4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政治观点至少可以归纳如下: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调控;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福利;提倡孤立主义,反对干预国际事务。这些构成了当时保守主义者们的基本政治立场。

      但是,这些共同的政治主张却并没有把保守主义者们团结到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来,因为在表面的共同点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哲学分歧。总的来说,当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可以分成两个派别“传统主义者”(traditionist)和“自由意志论者”(Iibertarian)。

      传统主义者的力量集中在南方地区。他们的基本信仰是进行有限的改革和“顺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激进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强调历史传统和经验的重要性。用拉塞尔·柯克的话说:“政治变革只有与世代相传的被人们接受的公众舆论、宗教信仰以及政治、道德、审美观相一致的时候,才能被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接受。”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秩序和社会和谐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也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自由的概念和自我克制、服从以及对社会总体利益的责任感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反对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契约论”,而是赞成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国家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契约关系,也是那些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契约关系。每个特定国家的每份契约都仅仅是永恒社会伟大的原始契约中的一个条款,它们将较高的和较低的种族联系起来,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固定契约受到包容所有物理和道德本性的不可违反的誓言支持,根据它的规定,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处在它自已的特定位置上。”③

      自由意志论者的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地区。与传统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强调传统、和谐与秩序的重要性,而是严格信仰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自由意志论思想的基本概念是个人绝对自主,在不受丝毫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创造自己的命运。在社会关系方面,自由意志论者信奉约翰·洛克的观点,认为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缔结的“社会契约”。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他们的思想能够发挥多大的价值,取决于科学的道德规范而不是耶稣基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于自由意志论者而言,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效率和发展潜力,因此它是实现价值的最好工具④。

      由于这两派哲学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南方和北方的保守主义者们往往在具体问题和主张上大相径庭,从而削弱了他们对抗自由主义的力量。再加上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和领导战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使30-4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一度处于衰微状态。1933-1952年,民主党连续在5次总统大选之中获胜,共和党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在国会中也是如此,保守主义力量最为衰弱的第76届国会(1937-1938年)中,共和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加起来只占众议员人数的47%和参议员人数的43%,自由派民主党议员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但是,从40年代后半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向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势力提出挑战。共和党与南方保守的民主党人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站在一起,联合对政府施加压力。1945年,在众议院进行的历次投票中,只有13次出现了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保守联盟的现象,而在参议院的历次投票中,只有10次出现了保守联盟。1946年,保守联盟在众参两院投票中出现的次数就分别增加到了35次和40次⑤许多反对斯大林的原左派知识分子如伊斯特伍德、赫伯格、伯恩海姆等纷纷加入保守主义者的行列,并在各个领域提出自己的保守主义主张。到了50年代,保守主义在大学校园中已经非常流行,许多保守主义刊物涌现出来,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潮流。在保守主义影响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共和党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民主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到1952年则终于赢得大选胜利,建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政府。

      应该说,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中,战后的“红色恐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色恐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的歇斯底里的极端反共情绪。它发生于40年代后半期美苏在重新安排战后世界方面出现的分歧,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上半期发展到顶峰,到60年代逐渐衰落。其实,反共主义可以说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历史。但是“红色恐慌”却有其自身的特点:它通过歪曲和捏造事实的做法,无限制地放大和强调美苏之间的分歧以及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使反共成为美国全部社会生活的惟一主题。“红色恐慌”造成的反共歇斯底里气氛,一方面极大地加剧长期的民主党执政给保守主义者们造成的挫折感和危机感,推动他们更快地走向联合,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提供了打击自由主义势力的武器。因此,“红色恐慌”为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同时也给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张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