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与记忆中，两个“罗马”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其一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古罗马文明，其二是罗马教廷。它们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认为，意大利“曾经有一次以罗马帝国的武力统治着世界，后来又曾经以教皇的权力统治着世界”。①古罗马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今天西方文明的基础；西罗马帝国衰亡后，罗马从皇帝之都变成了教皇之都，最高神权取代了最高皇权，罗马教廷作为天主教中枢，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掌握着统治天主教徒心灵的神权，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仍然在西方世界扮演着中心角色。 但是，在“帝国梦想”和“天国梦想”的光环之后，是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和民族意识发展的迟滞，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成为“迟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②阻碍意大利统一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如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指出，意大利“为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而作的各种尝试之所以不断遭到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映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嫡传苗裔)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找”。③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意大利长期分裂和民族国家发展迟滞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民族王权的缺失、市民城邦的割据、教廷与教皇国(Papal State)的存在。其中罗马教廷和教皇世俗权力的存在(具体表现为教皇国)是阻碍意大利统一的重要因素。在1870年完成统一之后，如何处理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教皇的世俗权力，成为考验意大利政治家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对意大利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民族整合都造成了极大损害。 一、教皇世俗权力与教皇国的产生 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城是最早形成的基督教会中心之一。据《圣经》记载，圣彼得和圣保罗先后在此传教和殉难，从而增加了罗马教会的神圣色彩，以后历代罗马主教都以圣彼得的继承人自居，认为自己拥有高出其他主教的属灵权威。罗马作为帝国首都的有利地位，加上2世纪以来信徒大量增加，④罗马主教能够支配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很多，其宗教和世俗的权威性不断提高。在公元381年召开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罗马主教拒绝接受“大主教”的头衔，而自称为“教父”，⑤认为自己是普世教会的首领，高于其他主教。西罗马帝国末期，历任皇帝为了躲避“蛮族”的袭扰，先后迁都到米兰(Milano)和拉文纳(Ravenna)，⑥罗马主教便以帝国权力的代表自居，承担起管理和保卫罗马的重任，他们利用教会地产收入组织救济穷人的事业，维修罗马的公共建筑，修建城墙，为军队发放粮饷，还得同“蛮族”入侵者谈判、周旋。但是在这一时期，教皇只是以帝国行政代理人的身份行使世俗权力，并不领有特定地域，更不是一个独立的世俗君主。 从754年开始，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在教皇斯蒂芬二世的请求下，两次发动对伦巴德王国(Kingdom of Lombard，位于今意大利北部)的远征，并把夺取的包括拉文纳城在内的“五城辖区”送给教皇，作为教会领地，后来查理大帝(Charlemagne，800-814年在位)对此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皇国不断扩大，并延续长达1100多年(756-1870年)；罗马教皇不仅是天主教会的领袖，而且成为教皇国的世俗君主。 教皇国的存在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不过，教皇国并没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为了维持自己的世俗权力，教皇不惜“借刀杀人”，多次引入外部势力以对抗意大利本土的统一力量，从而使意大利成为欧洲列强的逐鹿之地。⑦ 二、教皇双重角色造成的悖论与冲突：以1848年革命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英、法等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现代化的压力，意大利的统一成为民族主义者的迫切需要。在意大利人探索统一方式的争论中，如何处理与教皇和教皇国的关系以及教皇应当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以天主教神甫维琴佐·焦贝蒂(Vincenzo Gioberti)为首的“新圭尔夫派”(New Guelf)⑧(即联邦主义者)希望以教皇为首，联合意大利各邦国，建立统一的国家。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焦贝蒂于1843年出版的《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of the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the Italians)一书中。焦贝蒂认为，世界仍然给意大利保留着优越的地位，这是因为她的人民天资杰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必将在欧洲再次发挥领导作用的罗马教皇的存在。⑨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意大利必须在政治上复兴，建立以教皇为首的邦联，这一过程“必须由信仰与力量这两项主力所在之处开始，亦即圣城(罗马⑩与武乡(撒丁王国)”联合起来，实现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也得以保留。《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一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中所倡导的“新圭尔夫派”的建国设想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欢迎。(11)1846年具有自由和改革色彩的庇护九世当选为教皇，更增加了意大利沿着“新圭尔夫派”设计的路线实现统一的可能性。 庇护九世在教皇国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改革措施，如宣布大赦、开放新闻自由、建立国家咨议会和部长会议、建立公民自卫队等，赢得了民心，人们把庇护九世视为意大利的解放者，希望在教皇的领导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教皇在1848年2月10日发表的宣言中为意大利祈祷：“伟大的上帝，赐福意大利吧！”(12)这更唤起了人们为国家独立和统一奋斗的狂热。1848年革命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