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06(2008)03-0030-05 14、15世纪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处于极大的不稳定状态，而这两个世纪相继发生的黑死病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反映在民众的社会心态上则表现为社会宗教意识以及宗教信仰方式的转变。 一、黑死病加剧了社会动荡 西欧从11、12世纪大规模的拓荒以后，农业发展促使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渠道，商品流通的扩大增强了货币的社会职能，货币提升了市民的社会地位，他们提出了参与管理城市的政治要求，并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城市自治的权利，西欧政治体制中增添了新的因素。一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成为庄园制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庄园制的分化加速了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逐步改变了不断扩大的市场的商品结构，农业产品的歉收与丰收对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4世纪西欧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的歉收甚至绝收，致使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社会经济的演变动摇了采邑制的根基，身处转型时期社会中的人们时时有种不安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无法预知的疾病而增强。 自然灾害第一次对西欧社会产生显著影响是在14世纪上半叶。1320年西欧北部地区遭遇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造成无法救助的大饥荒。[1](P518)此后，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地震、旱灾、雪灾和洪灾。1347年10月，一场瘟疫被热那亚的商船从克里米亚半岛带到了西西里。随后不久接二连三扩散到整个欧洲，法国、西班牙、荷兰、北欧地区的国家都无一幸免。尤其是在人口稠密且环境较差的城市中，瘟疫传播的速度更快，死亡率更高。黑死病的复发性所带来的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导致西欧人口的急剧下降。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计算，整个欧洲死于黑死病的共计有2，500万人。[2](P321)黑死病在西欧历史上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西欧近代社会的开始是以黑死病为标志的。[3](P237-238) 黑死病导致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最明显地反映在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上。由于黑死病导致人口骤减，使一些地区的农民一跃而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也增加了提高工资和降低自由农业劳动者租金的可能性，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然而，城市人口的锐减必然造成对粮食需求的减小，粮食价格由此大跌。成为土地主人或者租佃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因为占有或者租佃土地而改善经济状况，封建领主和地方政府有时甚至采用暴力手段，通过立法保持自身收益不受损害来维持传统意义上的平衡。这就使以货币纳税缴租的农民反而因为对年景的不可预知而失去了安全感。①英法为争夺领土而进行的百年战争则更为农民雪上加霜，致使不堪负重的农民不得不举行起义进行反抗，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1358年，法国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大肆劫掠贵族的财产，贵族们则疯狂地屠杀起义者，施以强烈的报复。1381年，英国也爆发了一场更大的反抗贵族和教士的起义。[4](P187)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无法预知前景，加剧了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的不稳定性，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增大，社会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通过社会的宗教意识的演变表现出来。 二、宗教意识的演变 中世纪人们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黑死病对经济的打击，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供给、需求、物价和工资水平。大量的熟练工人的死亡造成专业人员短缺，幸存的工匠借此提高服务费用，城市由于急需这些人员也为其增加各种便利，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镇，地方领主的收益受到巨大损失，土地荒废。各地区在黑死病面前所受的打击造成巨大的差异，各地物价与工资水平的差距也使得人员的流动性加大，加剧了整个经济的不平衡与不稳定。这种社会与经济的不平衡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甚至超过黑死病本身所带来的恐慌。人们对宗教的依赖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在黑死病传播过程中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对死亡的恐惧是人们信奉宗教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宗教对死亡的解释能够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世纪的人看来，死亡就意味着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分开，身体的死亡是灵魂的解脱。死亡本身是幸福的，是无痛苦的，它并不表示结束，而是表示实现了至善，在告慰祈祷声中走向了天国。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向天国，身体死亡后灵魂的命运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令他们最惧怕的问题，是忍受地狱的苦难，还是享受天堂的幸福，取决于人今生的作为。”[3](P218)然而，黑死病造成铺天盖地的死亡使宗教对死亡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人们甚至来不及用基督教传统的葬礼仪式和习俗安葬太多的突然离世的亲人。宗教的解释是乏力的，而教会与教士的腐败与追求名利使人们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更加失去信心。14世纪初期，教皇迁都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这标志着其对西欧政治影响开始减弱；阿维尼翁教廷也效仿世俗国家的行政机制，建立起较为健全的财政系统，集中管理在欧洲各地征收的教会税款。教皇克雷芒六世甚至毫无愧色地宣称，为了金钱他可以随时奉送宗教的利益，只要政治环境适宜，他甚至可任命笨蛋为主教，并以医嘱为借口为自己毫无节制的有悖教规的性行为辩护。[5](P672-673)教廷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以及奢侈腐败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愤恨，教士通过收取报酬主持圣事而大肆敛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就更加失去了人们对其的尊重和敬仰。黑死病期间，基督教教会的仪式自然无法阻止灾难的相继发生，不免令寄予希望的人们感到失望。一些教士疏于职守，不履行在葬礼方面应尽的宗教职责，在主持宗教仪式时收取高额费用；很多教士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离开原来所在的教区，前往能支付他们高额报酬的地方。这些受利益驱使的教士，并不注重自身的宗教修养，“只知道如何读祈祷文，但却从未理解其中的含义”[6](P68)。这些都导致人们对教士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教会和宗教信仰不再是禁区，越来越多的人对教会和教士的言行进行批评，甚至是公开的嘲弄。对教士的不信任更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渴望，早在12世纪就被罗马教廷斥之为异端的韦尔多派所提倡的自己阅读《圣经》的宗教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城市中兴起的世俗教育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阅读的能力，最为流行的读本就是《圣经》以及通俗的宗教读本。阅读活跃了人们的宗教思维，人们对传统的宗教观念有了自己个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