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3-0054-06 演说术起源于古希腊，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它是在实际生活中与人论辩、说服别人的过程中产生的，逐渐演变成一种研究辩论技巧的学问。①演说术在希腊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人类最早的公关术和相互交流的形式，“体现了早期口述社会传承文化的特征和教育的表现形式。”[1](p.139)罗马演说术来源于古希腊。但是迄今为止，演说术在罗马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并不是很清晰。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缺乏所致。廓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罗马文化史和教育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4年))的《布鲁图》②一书展现了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发展的情况。《布鲁图》是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所作的对话体著作。这种对话体是当时普遍采用的著述形式。西塞罗以他本人和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和布鲁图作为对话人。书中主要记述了罗马演说术从初始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发展演变的简要过程，是一部按年代叙述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书中除了对演说术历史的叙述之外，还讨论了演说术的美学价值及其对这种美学价值的研究。 该书于1421年被发现。历经2000多年，但它在罗马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仍然丝毫没有减弱。因为有许多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没有记载的人物，西塞罗在“这本书中勾画了他们的轮廓，描述了他们的生平。”[2]可见，在这本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是唯一的史料线索。同时，西塞罗客观公允的著述态度也增强了本书的可信度。正如西方学者评价：“西塞罗在书中对所涉及的人物的态度和对早年历史的评价与(罗马)传统是吻合的。”[2]《布鲁图》一书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演说术发展史的路径，循此路径探索，我们有可能迈进罗马演说术文化乃至整个罗马文化的殿堂。 罗马演说术源于希腊，而希腊演说术传入罗马的确切年代现在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大概地了解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前 196年)后，希腊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罗马，大批希腊人来到罗马，其中不乏优秀的演说家。他们的到来不仅刺激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情，也使罗马人开始了解希腊的演说术，并狂热地追捧这种新鲜的外来文化。在这些希腊演说家中，最著名的当属斯多葛派的学者。其中马卢斯的克拉特斯(Clates约公元前2世纪初)对罗马人最初了解希腊演说术贡献很大。大约在公元前170年他以帕加玛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罗马，“他的演说推动了罗马人对文法和修辞学的研究，他不仅激发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而且介绍了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玛学者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作品的方法。”[3](p.23)克拉特斯因其在向罗马介绍希腊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被认为是“罗马学术的奠基者”。[3](p.23)按照西塞罗在《布鲁图》中的叙述，共和时期的罗马演说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公元前3世纪末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是第一个阶段，以格拉古兄弟在演说术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演说术成为他们宣传改革主张和动员群众的武器。这一阶段罗马演说术最主要的特征是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第二阶段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共和末年，高峰期的代表人物是西塞罗，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演说术理论的成熟和正规演说术教育的出现。 早期的罗马演说家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演说术教育，比较正规的演说术教育要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昆体良认为，这些早期的演说家是“天生的雄辩者。”[3](p.65)直到西塞罗时代，关于罗马演说术及演说家情况的文字记载很少。根据西塞罗的记载，在罗马可以被称为演说家的第一人是马尔库斯·科内留斯·科特古斯(Marcus Cornelius Cethgus，生卒年不详)，西塞罗在《布鲁图》中这样写道：“关于这一点，最权威的、也是唯一的记载是在昆提乌斯·恩尼乌斯的《编年史》中，而且他还亲自聆听过科特古斯的演讲……恩尼乌斯的记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他的《编年史》第九卷中。”[2](xiv57-xv58) 恩尼乌斯(Ennius？-前169年)在其《编年史》中称科特古斯为演说家，西塞罗据此认为这是关于演说家的最早、最翔实可靠的记载。但是，现代的研究者并不完全同意西塞罗的看法，有人就认为，在恩尼乌斯书中所说的演说家实际上指的是外交使节，并不是专职的演说家，西塞罗在无意间曲解了作者的原意。[2](xv58，a)这样看来，究竟谁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演说家还存有争议。斯坦利F.鲍纳认为，“在恩尼乌斯著作的残片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些人将从事演说’，这似乎说明，到恩尼乌斯去世前的公元前169年，罗马人已经能够接触到演说术”。[3](p.65) 演说术传入罗马最初经历了一波三折。公元前161年罗马元老院驱逐希腊哲学家和演说家的法令说明，此时演说术在罗马的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引起罗马保守派贵族的反对，他们害怕希腊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会破坏罗马的文化传统，遂下此驱逐令。然而，罗马青年对演说术的热情持续不减，希腊演说术的基本理论和大量的演说范例对罗马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罗马演说术的产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罗马人“从希腊演说家那里学习了许多在法庭辩护和政治辩论中实用的演说术知识。”[4](p.111)这个驱逐令于何时解禁尚不得而知，但是希腊演说术继续在罗马流行，而且罗马贵族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希腊教师开设的演说术课程逐渐“欣然接受”[5](p.35)但是，当一些罗马人打算用拉丁语讲授演说术时却受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反对。公元前92年，元老院又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对任何有组织的拉丁演说术教育一律取缔。[3](p.65) 对于这一禁令，有当代史家认为，这是罗马保守派贵族试图阻止民众了解演说术而只允许罗马贵族掌握这门学问。[5](p.36)但也有的研究者指出，这种论断“没有根据”，是对“那个时代的误解造成的”，因为“当时希腊语的知识并没有一种社会特权，听拉丁语演说术教师的课比听希腊语演说术教师的课并不便宜些”。[5](p.36)而这一禁令的发布者、也是著名演说家的监察官克拉苏的解释是：教授演说术这门学问的人必须富有教养，而此时的罗马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教师，所谓的拉丁演说术教师大都是一些“狂妄无耻”之徒，像他们“这种以拉丁语教授的方式，只会令学生的思想失去敏锐性，变得愚钝和厚颜无耻。”[6](xxiv93)公元前92年的法令实际上反映出罗马贵族此时对希腊演说术的认同与尊重，同时也说明，此时的希腊演说术教育已经在罗马落地生根，而拉丁演说术教育刚刚艰难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