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即将发生文明冲突这一概念以来，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问题便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人们争论不休。我们说，亨廷顿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部巨著，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研究冷战结束和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或范式。但是，亨廷顿在书中阐述的许多观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引起不同看法。由此产生的广泛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束的迹象。赞扬者有之，批驳者有之，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是：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剧变，世界多元文明处于融合和对话之中，还是处于碰撞和冲突之中？这种新现实反映出冷战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各种文明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将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人类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历史上世界政治第一次产生了以文明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建立文明理论概念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只能“对话”而不能“对抗”？为什么当代世界将有可能按照文明原则进行重组？ 下面我们向读者推介的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的《文明的对话》① 这部新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回答上述问题，并带给读者一些思考和启迪。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文明的对话》重新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开拓视野，消除迷惑，对世界文明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希望读者认识到西方文明面临严峻选择，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会共存，互补兼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更多的是关注世界政治秩序，而对世界上现存文明的分析较为简单，不太深入。另外，在语言方面，较多地使用了一些哲学用语，不够通俗。还有，他预言将逐步建成全球化的大文明也是有争议的。书中重复现象亦常有出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史，需要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学者，特别是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学者来研究、补充、诠释各自的文明。同时，关于“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这种命题本身也存在异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有幸读到《文明的对话》一书，会使我们感慨良多，饱尝一顿文化大餐，也是一种享受。因此，本书无论对从事文化和文明问题研究，还是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些问题也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值得推荐的“文明”力作 在众多参加辩论者中，利洛夫教授② 和他撰写的《文明的对话》一书值得称道。该书作者谦称他生活在一个小国，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它既不是文明的“核心”，也不属于文明的“次要国家”。但他以一个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敏锐和勇气加入到了这个讨论中。他在一系列讨论文章中提出，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世界性的，所以对所有国家至关重要。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出与亨廷顿相抗衡的观点：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对话将主导世界和世界新秩序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后来，他又指出：“我的思想，或者可以更清晰地表述为：21世纪的世界将经历由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渡，而地缘政治格局将经历从两极经由单极到多极的过渡。” 2004年，保加利亚“扎哈里·斯托扬诺夫”出版社和索非亚“圣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利洛夫教授的《文明的对话——世界和保加利亚的过渡》一书。该书长达800多页，其主要观点和内容有：各种文明的对话是信息时代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格局变化的结果；单极还是多极世界——这是今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21世纪头一二十年将是上述两个并行不悖的地缘政治进行较量的时期；这期间，我们将是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世界秩序过渡的见证人；未来将建立具有多极世界秩序特征的多元文明世界；在将来的历史上，世界政治的地缘文化将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信息时代的新地缘文化，等等。 这是一部具有鲜明观点和深刻哲理的著作。作者还在书中对原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及其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就当前国际形势格局变化、多极世界和多元文明提出了独到见解，并着重就社会的进步发展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还是需要进行“文明的对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还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分析中肯，议论精辟，独具创建。 2005年12月，利洛夫教授再次访华时，赠予我们《文明的对话》，并欣然同意我们翻译出版该书。随后得知，此书一问世便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受到好评，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于是作者在2006年对原书进行了补充修订，并将一卷本改编为三卷本，起名《信息时代》：第一卷《文明》、第二卷《世界和保加利亚的过渡》、第三卷《信息社会》。下面我们向读者推介的这部新作就是根据第一和第二卷选译而成的。 利洛夫还在新版书中论述了文明的结构、起源、历史发展、职能、周期和在当代的作用，文化与文明、文明与战争，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性和特性、相互作用和在信息时代它们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等问题。 建立文明理论概念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长期以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研究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课题之一。所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利洛夫教授自然表述了他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他认为，历史上“文明”概念大约产生在18世纪，形成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歌德、席勒等对文明的研究大大加强，而20世纪对文明的研究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首先，他提出了建立文明理论概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他说，现在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经验来区分文化与文明。他们在阐明文化与文明的本质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们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把文化与文明和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文明是人类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所作出的符合理智、宗教、习俗和美德的标准又具有一定目的的活动。有了这种总的概念，我们便可以把文明与文化同相关的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