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4-0099-08 在历史上，儿童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法表述自己的群体，他们被淹没在大众历史中而默默无闻。但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儿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儿童和童年从研究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地区，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心理学、社会政策研究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的一个中心话题。在所有关于儿童以及童年的研究中，英国19世纪的儿童生活史是一个焦点，它涉及到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这一争论很激烈的研究课题，以及这一时期童年生活模式的各个方面对其他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英国在工业革命引起剧烈社会变动时期的下层儿童生活史研究进行评述。但是，这一研究离不开童年和儿童生活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因此，笔者将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儿童史的总体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把视角拉向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的研究之中。 一 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变迁的研究首先牵涉到人们对于童年的认识问题，它为人们探讨历史上儿童的具体生活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国家儿童和童年的研究比较少。俞金尧的《儿童史研究四十年》[1] 一文，对于西方学术界关于儿童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概述；施义慧的《近代以来西方童年观的历史变迁》[2]，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看待儿童的观念的变迁历史。除此之外，对儿童和童年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在西方学术界，儿童史却是个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关于儿童和童年的历史研究比较少。推动历史上的儿童从研究的边缘向中心地区迈进的，是法国学者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童年的世纪》（1960年在法国出版法文版，1962年出版英文版）。阿里埃斯认为，在中世纪根本不存在童年的观念，儿童从七岁左右就正式进入成人生活世界，但他试图从中世纪寻找现代童年观念出现的轨迹。他认为，到17世纪时，在法国已经形成了两种关于童年的观念。[3](p127) 阿里埃斯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尤其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他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与辩驳。莎哈（Shulamith Shahar）在她的《中世纪的童年》一书中就认为，“在中世纪中后期（1100～1425）存在着一种童年观”[4](p1)，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进行了情感和物质双方面的投资。无论人们怎么批判阿里埃斯的观点，无可否认，阿里埃斯奠定了童年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童年的观念并不是连贯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他的著作使得童年研究成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话题。 在70年代，许多作者更多地关注成人对待儿童的行为，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儿童和童年历史的三部曲：德·莫斯的《童年历史》[5]、爱德华·肖特的《现代家庭的形成》[6] 和劳伦斯·斯通的《1500～1800年间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7]。德·莫斯通过对历史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的研究，得出结论说：“童年的历史愰如一场我们刚刚醒来的噩梦，越往前追溯，照料儿童的水平越低，儿童越有可能被杀害、遗弃、揍打、恐吓以及性虐待。”[5](p21) 肖特从历史上母婴之间的感情等角度来阐释现代家庭的兴起。他认为，家庭形态的转变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才在大众中发生。转变的主要标志就是母乳喂养的盛行以及母乳喂养的结束。[6](p11，170) 斯通则通过研究1500～1800年间英国家庭形态的变化考察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变化。他区分了3种类型的家庭：1450～1630年间的开放世系家庭；1550～1700年间的“有限父权核心家庭”；1640～1800年间的“封闭核心家庭”。他认为，大约从1660年开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在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抚养子女的理论、标准化的抚养子女的行为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国开始向“一个以儿童为导向的家庭模式”转变。[7](p405，411) 人们经常把这3部著作与《童年的世纪》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待童年的态度以及童年的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几部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把18世纪看做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及儿童的实际待遇与现代标准最接近的时期。在这批学者的带动之下，儿童和童年史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 但是，阿里埃斯、斯通等人的研究著作在80年代都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最先对上述研究进行反思的是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他在《1500～1914年间西方家庭史方法论》[8] 中第一次把阿里埃斯、德·莫斯、肖特及斯通的著作放在一起，名之为家庭史的“情感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学方法”和“家庭经济学方法”。他认为，虽然这些作者提出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困难。另外，他认为，他们没有对经济结构做密切而深入的考察，实际上鼓励了文化领域中脱离背景的研究方法。[8](p61～64) 对儿童和童年历史研究进行全面批判随着琳达·波洛克（Linda Pollock）的《被遗忘的儿童：1500～1900年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9] 的出版而开始。到这时，中世纪研究者驳斥了阿里埃斯关于“中世纪社会不存在童年观念”的观点，英国史学家强烈反对斯通对17世纪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特征概括。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头，把70年代的一些代表作批判为方法论经不起推敲、技术不完善、结论完全错误。[10～12] 80年代的逆转，主要把研究重点放在考察历史中儿童的实际经历，而不是童年观念的变化。波洛克通过研究一些日记、自传和遗嘱等资料，发现“在几个世纪当中父母对丧子的悲伤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证据显示在18世纪以前父母对于年幼子女的死亡漠不关心，而18世纪以后他们却表现出深深的悲痛”[9](p141～142)。因此，她否定了阿里埃斯等人关于童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从70年代到80年代所发生的这种巨大的逆转，使得史学界一时之间处于迷茫阶段，鲜有佳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