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2-0054-07 20世纪初，在自由党的支持和推动下，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减少贫困、缓和矛盾的社会改革，从而对英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英帝国虽已面临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济挑战，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仍保持着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辉煌。20世纪初，英国的海外投资增长迅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在海外的总投资已经上升到了40亿英镑，英国的债权人地位，在美元国家与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里一样稳固。在美国，英国公民所拥有的投资此时已达40-45亿美元（当时约合8-9亿英镑）。在加拿大则高达75亿美元（约合14亿英镑）。同时每年来自美国的利息、红利、保险费等进项，总数也接近4亿美元。[1](p.72) 但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国内中下阶层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消费不足”与帝国的扩张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到英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投资的减少、失业率持续上升、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等。所有这些由于经济因素所产生的不满情绪，除通过英国中下阶层自身所掀起的社会运动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外，也引起了英国社会上层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其中最为著名者便是查理·布思(Charles Booth)和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 查理·布思曾是利物浦的船主，也是近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对伦敦地区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之后，从1899年起开始陆续发表题为《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线”（Poverty Line，布思发明的一个新词汇）以下的事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布思把伦敦的贫困人口分为两类，一种属于‘勉强糊口’(having no surplus)型贫困，只是没有能力应付家中可能发生的一些突发性变故，如失业和生老病死等。除此之外，按照布思的统计，“在伦敦还有8.4%的人生活在‘饥寒交迫’(at all time more or less in want)型贫困之中，他们营养不良，缺衣少食。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伦敦东区，大约有35%的人处在勉强糊口的状态，大约有13.3%的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2](p.7) 随后西博姆·朗特里也对约克郡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调查，于1901年发表了题为《贫穷：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的调查报告。朗特里出生于一个巧克力制造商家庭，他和家人是约克郡最大的雇主。“像布思一样，他并没有根据收入的状况去划定一条精确的‘贫困线’，认为‘贫困’并不仅仅表现在欠缺多少英镑的收入，而在于某个人是否有能力去维持‘一种体面而独立的生活’。‘贫困’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根据朗特里的调查，对于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每周最少应有21先令8便士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在约克郡，大约有6.8%的工人家庭每周的收入低于这个水平，他们的总人数约占约克郡总人数的3.6%。在朗特里看来，这些人是生活在‘基本贫困’(primary poverty)的状态中。”[2](p.8)朗特里还将收入仅仅只能维持生理健康最低标准的家庭称之为生活在“次贫困”(secondary poverty)状态之中，他们的总人数约占约克郡总人数的18%。在与布思的调查结果对比之后，朗特里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面临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可能性，即25%至30%的英国城镇人口正生活在贫困之中。”[2](p.8) 查理·布思和西博姆·朗特里所进行这些社会调查，引起了英国自由党的高度重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自由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如阿斯奎斯、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等人都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十分关注由于经济因素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个人无限自由是不可取的，认为个人的自由应以大多数人的自由为目标，国家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某些社会问题，如贫困等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的因素，而应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之一。因此，不能仅靠个人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应通过国家的干预，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 英国自由党的这些主张提出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许多普通民众以及工会和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赞成。因此，在1906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自由党除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大获全胜外，还在兰开夏、伦敦和东南部地区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在伦敦，自由党所拥有的议席从8个上升到了39个，选民的支持率也提高了15%。从议会里议席得失的情况来看，自由党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它拥有了400多个席位，而保守党人仅占157个”。[3](p.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