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2-0111-(09) 18世纪的法国，从思想文化上来说可称为启蒙的世纪，但从政治和宗教方面而言，也可称为“乌尼詹尼图斯”(Unigenitus)通谕的世纪。围绕着罗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ément Ⅺ)1709年颁布的申斥詹森教派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法国社会的各种主要政治力量——教会、王权以及前两者的反对派高等法院——纷纷被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当中。 18世纪这场围绕着谴责詹森主义的教皇通谕的争论，可以说是西欧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宗教争论，与此同时也是一起重大的国家事件。[1](P6)这是因为，如果说启蒙思想从观念上剥夺了教会的威严，那么高等法院与教会在这起宗教争论中长达十几年的争斗，则从制度上沉重打击了保守的教会。正如伦敦大学前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科本所说：“1789年之前，哲学家们在有教养的公众当中散播了非宗教的思想，高等法院则给予了教会最重大的打击。”[2](Vol.1,P89)更重要的是，持续数十年的宗教争论，不仅导致法国旧制度的政治运作模式突破了绝对主义王权的封闭体系，使立基于市民社会领域的公众舆论成为法国政治中新的裁判权力，而且对宗教原则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转向对国家宪政体制的思考，促进了法国宪政主义理论的诞生。这些变化，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种宗教争论的基本过程和政治后果，从一个侧面窥视旧制度末年法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轨迹。 一 詹森主义起源于17世纪初，其名字来自佛兰德神学家科内里乌斯·詹森(1585-1638年)。1602年，詹森进入卢万大学时，特兰托宗教会议之后天主教内部爆发的关于恩宠和自由意志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一派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经院学派，倡导自由意志说，另一派采取奥古斯丁的观点，强调先定论和恩宠论。毕生对改革教会抱有浓厚兴趣的詹森倾向于严格的奥古斯丁教义，他留下的遗产是1641年他死后出版的《奥古斯丁论》。①这部著作的出版立即招致耶稣会士的攻击，谴责其为异端，从而开启了法国天主教会内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宗教争论，并将绝对主义王权卷入其中，使这场争端成为法国公共生活的中心。[3](P304)这场争论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与17世纪以来法国复杂的宗教和政治纠葛密切相关。 在《奥古斯丁论》中，詹森强调，人类已随着亚当的原罪失去了自由意志，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贪欲状态。从陷入贪欲的众生中，上帝只选取少数人施予恩宠，转变他们的欲望，使他们能够从事善行，简言之即是，只有极少数得到上帝“有效恩宠”的人才会得到救赎。詹森主义的这种恩宠论和先定论倾向与加尔文主义颇为相似，[4](P49)因此在神学教义上与耶稣会莫利那主义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首先，与詹森主义这种悲观严厉的原罪观不同，耶稣会神学理论家莫利那在1588年出版的著作《论用天赋恩宠调和自由意志》中，尽管没有否认基督教神学里的原罪说和堕落说，但他淡化了人类原罪的后果，认为人性没有因原罪而彻底腐化或陷入贪欲，只是被剥夺了上帝赋予人类的超自然礼物，譬如生命永恒。人类本性，尤其是选择善或恶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因原罪而受到损害。其次，相对于詹森主义的“有效恩宠”论以及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在救赎中的作用，莫利那主义认为，为了让人类实现自由意志和补偿其永恒生命的丧失，上帝施予每个人充分的恩宠以及自由选择如何使用这种恩宠，再辅之以各种教会圣礼的协助，使人类能免于邪恶的诱惑，遵从十戒。[5] 詹森学说与莫利那主义之间的这些原则性歧异，致使詹森的著作遭到耶稣会神学家和罗马天主教廷的攻击，宗教裁判所于1641年、罗马教皇于1643年分别对该书进行了谴责。接着，在耶稣会士的推动下，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1653年颁发通谕，谴责《奥古斯丁论》中的5点见解为异端。许多詹森派信徒，包括能言善辩的安托瓦·阿尔诺，纷纷撰写文章为詹森主义辩解和攻击耶稣会。[6](P256)在应对持续不断的争论、教皇谴责以及王室和教会的迫害下，詹森主义逐渐发展为在礼拜仪式、圣礼仪式和道德准则方面与耶稣会的莫利那主义的全面对立。[1](P60)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论中，法国世俗王权支持耶稣会，打击詹森派。法国王权的这种行为选择背后，存在着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原因，且两者彼此纠缠，互为因果。在政治方面，17世纪波旁王朝的绝对君主制刚刚从前一个世纪惨烈的宗教战争中诞生，维护思想原则的统一，禁绝宗教神学争论引发的国家分裂，对于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和巩固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个因素并不能解释王权何以厚耶稣会而薄詹森派。王权打击詹森主义更基本的根源还在于宗教和政治之间复杂的利害关系。 我们首先从耶稣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方面来分析：其一，耶稣会从立会的基本原则到组织框架都采纳了中央集权式的模式。在组织上，它采取了严格的等级制，遍布世界各地的分会由总会长统一领导，无条件遵从罗马教皇的意旨；在原则上，它的会宪明文规定，所有会士都应完全投入“服从的美德中，首先服从教皇，其次服从修会上司”，“因着爱，服从可以遍及世上一切事务之中，我们应当于一切事物中倾听服从的声音，仿佛它来自基督我们的主”。[7](P13)也就是说，耶稣会不仅从形式上能够与绝对主义王权体系相容，而且它将这种服从推广到“一切事务中”且视之为来自上帝的意志，因此它实际上是世俗世界里君权神授观念必要的意识形态支撑。其二，莫利那主义对人类道德能力所持的乐观态度，也为王权的行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和心理底线。譬如黎塞留“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raison d' état)，在王朝战争中与新教的荷兰和瑞典结盟，类似于此的道德缺陷可以通过教会的各种圣礼仪式——尤其是忏悔和领圣餐加以弥补。[1](P53～54)其三，也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即耶稣会笼络上层精英战略的成功。根据会宪的要求：“我们的使命是奔赴世界每一个角落；哪里更希望有人为天主效劳，哪里的灵魂更期待得到帮助，我们就生活在哪里。”[7](P13)耶稣会士更注重于行动而非静修，他们将世界作为自己的修道院，从事公共的传道，让自己成为传达公众忏悔的使徒。但是，他们的行动是指向社会精英而非平民大众，根据会宪，耶稣会士要努力留住世俗统治者、贵族和权力人士的仁爱之心，“因为他们的支持或反对直接关系到（修会）为上帝服务之门的开或关”，所以耶稣会传教士更注重城市里的贵族和资产者精英而漠视乡村。[8](P15)这些人的捐助为耶稣会开办大学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这些致力于精英教育的大学反过来又强化了耶稣会在上层阶级中所获的支持。正是这些因素的辐辏，使耶稣会士以告解神父的角色在法国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