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405年夏，吕山德指挥的伯罗奔尼撒海军在羊河之战中全歼雅典舰队，随后在未征求斯巴达政府意见的情况下，根据同盟者的要求处死了除阿德曼托斯外的所有雅典战俘。在横扫爱琴海上的雅典势力后，吕山德和斯巴达两个国王一道封锁雅典。雅典人首先向国王阿吉斯求和。阿吉斯称自己无权决定，要求使者前往斯巴达。在塞拉西亚，雅典使者遇到了斯巴达监察官。在听取使者的陈述后，监察官们认为，雅典人的条件不是投降，而是结盟，直接将使者打发回了雅典。3个月后，雅典再度派出使团求和。在塞拉西亚，使者再次遇到斯巴达监察官。在得到使者们拥有媾和全权的承诺后，监察官同意使者前往斯巴达。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官是在得到吕山德有关媾和的条件后才做出决定的。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等要求斯巴达人彻底摧毁雅典，但斯巴达终于只要求雅典拆毁雅典城到庇雷埃夫斯的长城、交出舰队、允许流亡者返回雅典、与斯巴达人拥有同样的敌人和朋友，和雅典签订了条约①。 上述事件中，古典斯巴达②主要的政治势力：国王、监察官和公民大会纷纷登场，但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却是名义上的海军副统帅吕山德。在整个事件中，国王仅仅是军队统帅，而且是陆军统帅。当雅典人向国王阿吉斯求和时，后者要求使者直接和斯巴达当局接洽。在此后雅典和斯巴达签订条约过程中，作为战场统帅的国王再未登场。监察官似乎举足轻重，直接拒绝了雅典人第一次的求和。只是在监察官同意雅典求和后，斯巴达人才召开了公民大会，就有关问题听取同盟者的意见并做出决定。但从监察官总体的作为看，他们的不少行动，至少受到了吕山德的影响。色诺芬明确告诉我们，当雅典派使者到塞拉西亚时，“吕山德同时派雅典流亡者阿里斯托特列斯，在某些拉西第梦人陪同下，向监察官报告说，他（即吕山德）给特拉美尼的回答是只有权就战、和做出决定”③正是根据吕山德的指令，斯巴达监察官和公民大会根本没有给雅典使者任何谈判和发言机会，只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但公民大会最后的决定和吕山德所提出的条件之间到底吻合到什么程度，色诺芬没有论及。相当多的近代学者认为，斯巴达所以拒绝彻底摧毁雅典，不是因为雅典曾对希腊做出过巨大贡献④，而是不愿自己不驯服的盟友底比斯过分强大，想用雅典来平衡底比斯的势力，或者认为斯巴达的掌权者，其中主要的是吕山德，希望把雅典变成自己的工具⑤。因为当时吕山德已在雅典昔日的许多盟国中建立十人团统治，或者指定斯巴达人担任总督，为建立斯巴达帝国进行准备。若属后一种情况，那说明斯巴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上层操纵。当代西方的大多数学者，也因此把斯巴达视为古代希腊世界寡头政治的代表⑥。 但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笔下寡头因素的代表长老会，还是近代学者认为在斯巴达实际掌握权力的国王，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长老会从没有在该事件中露面。监察官在得到吕山德的报告、听取雅典使者的请求后，就在斯巴达召开了公民大会⑦。但按照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召开程序，长老会预先就公民大会即将讨论的问题提出决议案，再由公民大会通过。未经过长老会同意，公民大会无权讨论任何问题⑧。联想到公元前432年就斯巴达是否应当向雅典宣战召开的大会，同样也没有长老会的活动⑨，而且在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历史的叙述中，长老会几乎都是奇怪地缺席政治舞台，不免让人怀疑，斯巴达政治中的这个寡头因素，到底有多大作用。至于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当时都还在雅典统帅着军队。他们在该事件中的角色，色诺芬没有片言提及。因此，安德鲁斯在分析了长老会、公民大会、监察官和国王的作用后，指出斯巴达的所谓寡头制度，由于斯巴达全体公民的参与，以及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毕竟比希腊世界流行的寡头制更加开放，也具有更多的民主特征⑩。由此观之，有关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斯巴达的制度，但希望以古典作家的记载为基础，从斯巴达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对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进行探讨。 国王和长老会的作用 在希腊的古典时代，斯巴达多以寡头政治代表的身份出现于希腊世界。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斯巴达对其他城邦寡头政体的支持，让这种二元对立格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明显。寡头分子们纷纷支持斯巴达，民主派则大多支持雅典(11)。公元前400年，拉瑞萨的一个公民在建议自己的国家加入斯巴达人同盟时说：“也许有人会说，斯巴达人到处建立寡头政治啊。事实如此，但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祈祷和期盼、只是在短暂享受后又丧失了的。……只要是在斯巴达人势力范围内的城邦，不管它是多么的小，难道不是只有其中1/3的人才参与公共事务吗？”(12)可见在当时的寡头分子眼里，斯巴达确实是他们的保护人。在不少希腊人的观念中，寡头制与民主制虽然是政体的两种基本形式，却是基本对立的两种形式(13)。因此，在寡头政体中，不可能存在民主因素。 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斯巴达政体的讨论表明，并不是所有希腊人都把斯巴达作为寡头政治的代表，而更愿意把它作为包含多种因素的混合政体。柏拉图借斯巴达人麦吉鲁斯之口宣称：“当我思考在斯巴达通行的政治制度时，我发现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我说不出它应该如何称呼。你看，它在我看来确实像独裁制度（那里有监察官，它乃是一种非常独裁的制度），可是，有时我觉得它非常像由民主制度管理的国家。但话说回来，要否认它是贵族制度明显又是愚蠢的。那里还存在着王政（终身制的），我们和其他人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政。因此，如果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如我所说，事实是我无法准确地说明，它到底属于这些制度中的哪一种。”(14)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此接近，“有些人说过，最好的政体是结合了所有形式的政体，他们推崇斯巴达人的政体，是因为这种政体包含了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因素。国王代表君主政体，长老会代表寡头政体，而监察官代表民主政体。因为监察官是从人民中选举出来的。但有些人则认为监察官的设立实际上是僭主政体，而在共餐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能看到民主政体的因素”(15)。两者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监察官权力的定性。但他们都认为斯巴达政制中包含多种政体的因素(16)。亚里士多德批评过斯巴达政体的缺点，但他也承认：“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斯巴达的情况便是这样。君王们希望城邦长存，因为他们在臣民中享有应有的荣誉，贵族们乐于在长老会中有一席之地（长老职位本身是对美德的一种奖励），人民则安于监察官制度，所有人都有入选的机会。”(17)更重要的是，监察官“具有最高的决定权，而他们从全体平民中产生，所以十分贫穷的人也可能占据这一职位”。“这些人身世寒微……权重一时，恣意专断，就连君王也需仰其鼻息，于是政体连同王权渐趋衰微，由贵族政体沦为民主政体”(18)。这样看来，由于监察官的存在以及监察官的产生方式，斯巴达的政体具有了浓厚的民主色彩。亚里士多德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写下这番话的。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历史上斯巴达的实际，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