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1-0168-06 苏丹南北内战于1955年8月爆发，1972以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签订暂时结束。1983年，随着尼迈里总统“伊斯兰法”的实施，南北内战再次爆发；2005年1月以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苏丹半个世纪时断时续的内战从本质上看是国家的认同危机。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群体归属的一种认知，一种情感依附。通常来讲，民族、种族、宗教、语言、风俗等均是认同的媒介。国家认同通常在国民认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含义是指生活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热爱基础上而建立起的认同[1](P180)。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了公民对自身的认同作为基础，就会对公民产生凝聚力，它对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苏丹作为构建中的民族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全国人民对国家没有统一的认同。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地区苏丹人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破坏了苏丹多年的和平与统一。苏丹北方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为认同的基础，而南方的非洲黑人则以基督教、黑人为认同的基础，两者都是地方性的文化认同，而不是统一的国家认同。对于苏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南北没有一直意见。“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是非洲-阿拉伯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什么？苏丹是什么？作为苏丹人，意味着什么？”[2](P109) 一、阿拉伯主义认同 阿拉伯主义认同是宗教、民族、文化的混合物，宗教是核心部分。它是阿拉伯人的一种感情依附，一种群体的归属意识，也可以说是宗教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体。虽然阿拉伯人只占苏丹人口的1/3多，但是，无论是北方政治精英，还是一般民众，无一例外地选择阿拉伯主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北方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南方兄弟与自己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权益。在他们眼中，南方文化毫无价值，南方人的政治抱负被认为是夸张的，后者要求在自己的国家中拥有发言权也被嘲弄为自负[3](P282)。阿拉伯部落民以自己是阿拉伯人而自豪，根本没有意识到非洲主义的意义。北方人称单个的南方人为“贾努比”(Janubi)即南方人，复数形式为“贾努比因”(Janubiyeen)，仍然带有种族低劣、文化落后的含义，并且表征与北方人的社会经济距离[4](P409)。与对南方人的歧视相对的则是阿拉伯人对自身阿拉伯主义的骄傲，他们将其祖先追溯到阿拉伯半岛，甚至是半岛上的一些部落，乃至于先知穆罕默德家族。当然，许多是杜撰的，没有确实的证据。许多本土居民称自己为阿拉伯人，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阿拉伯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苏丹的很多阿拉伯人实际上是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Nubian)、丁卡人(Dinka)、努巴人(Nuba)、希卢克人(Shilluk)、富尔人(Fur)、贝加人(Beja)等等[5](P15)。根据1955/1956年度的人口普查结果，苏丹只有39％的人是阿拉伯人。即使那些宣称自己为阿拉伯人的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阿拉伯人，有些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结合的产物。正如阿里·马扎里(Ali Mazarui)观察到的：“苏丹的阿拉伯人通常夸大了自身的人数……许多北苏丹人是阿拉伯化的非洲人，而不是阿拉伯人。”[4](P401) 然而，北方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只是阿拉伯非洲人并不重要，关键的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士，他们要么来源于宗教政党(苏丹议会制时期执政的乌玛党、民族联合党的支持者分别为伊斯兰教的安萨派和哈特米教团)，要么来自军队。这些人认为北方是阿拉伯的，他们以自己的阿拉伯出身而自豪。因而，即使从生物学角度讲，他们是阿拉伯人与非洲人通婚的产物，他们已经选择了阿拉伯主义作为自我认同，并且试图将此作为国家的认同。 北方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伊斯兰情结源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带来的是屈辱、伤害。为与西方抗争，北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主要从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寻找自信。这种阿拉伯主义成为北方人抗击外来侵略，寻求自我解放的情感基础、信心来源和借重对象。他们试图以阿拉伯主义拯救整个苏丹以此来消解自己在面临英国、埃及时的落魄、自卑。从一开始，苏丹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之时，就以阿拉伯伊斯兰为主，而不是统一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为旗帜。20世纪20～30年代，苏丹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希望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和统一，而不是融合南北之长的统一。 20世纪40年代，苏丹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毕业生大会就认为苏丹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明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非洲的社会和传统之上[6]。在苏丹的独立运动中，伊斯兰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是安萨派和哈特米教团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联合赶走了英国殖民者。 1956年独立后，来自尼罗河流域的穆斯林一直控制着苏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政府的主要职位均被其占据，议会、军队也同样如此。他们决定着国家的一切，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与其人口不相称的影响。北苏丹人认同于阿拉伯世界，他们通过埃及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掌握国家大权的政治家们通过民族、宗教及地区主义的纽带来加强自身权力，动员公众。阿拉伯主义认同中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的中心地位源于尼罗河流域的精英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即他们的地位、价值及优先性(priority)是属于国家的，然而，其他人们的需要及问题是地方性的、次要的[5](P212)。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精英们重视北方，忽略南方，使殖民时代已经存在的地区差异扩大化，试图借助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带领南方走上文明的轨道。他们认为南苏丹的非洲人是非洲大陆最落后的人，无法激起阿拉伯同胞认同非洲的愿望。 上至北方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弥漫着对南方的歧视。这种歧视、偏见大大地影响了南北之间的关系。自独立以来，苏丹历届政府的所作都是相信阿拉伯主义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试图用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同化南方，使南方适合于阿拉伯伊斯兰模式。1965年，解决南方问题的喀土穆圆桌会议召开时，前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Ismazil al-Azari)曾毫不含糊地向大会陈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