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治前夕日本产生的近代化政治思想的萌芽，国内学术界很少关注，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几乎未见。笔者认为，尽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种近代化政治思想的萌芽显得较为隐晦，或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或以向他国警示之名，或以幕政改革建议等多种形式表现，但它已与传统的维护旧有封建制度的思想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并对明治日本大规模宣传近代化政治思想和新政权的建设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故该问题对研究明治日本思想和政治转型意义重大。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索。这里的“前夕”，大致是指1853年日本开国后到明治政府成立前的10余年。 一、“内忧外患”局势下的政治应对构想 明治前夕的日本，随着商品经济逐渐深入发展，商业资本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使社会各等级的状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绝大多数武士长期居住在城市，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但又要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于是他们便加深了对商人阶级的依赖，被迫向商人借贷从而迅速走向贫困。封建大名因参勤交待制度，需要支付他们逐年增加的往返于领地和江户之间的旅费以及在江户的消费，据统计，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费用已占领主大名总支出的50％以上①。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各藩大名的财政负担。封建大名常常入不敷出，只能将从农民那里收来的年贡米向商人出售换取金钱。而“随着城下町的发达，藩的核心市场的形成”，使“领主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卷入了商品经济之中”②。当时形成了全国性的年贡米交易市场。在江户、大阪的仓库中囤积了大量作为年贡的稻米，源源不断地向各地销售。在这两大城市以及京都、冈山等城市中，钱庄、兑换庄、札差等有了很大发展。“札差”本来是替封建大名出售禄米，同时也为大名融资，但后来变成以武士为对象的高利贷资本的典型③。高利贷的利率通常较高，如加东郡在1789年就上涨到每月1分，年利达到120％！利率较低的高松藩到1867年时各地平均利率也达29％④。这种高利贷资本的势力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膨胀，如1789年，幕府颁布在宽政改革中发布“弃捐令”，免除了武士对札差的120万两债务⑤，高利贷资本势力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已经隐伏着社会动荡的危机。日趋贫困的封建武士阶层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同时，也强化了对农民的剥削，大幅度提高农民缴纳的年贡，以应付捉襟见肘的拮据状况。如从1840年至维新前夕，播州、远州、奥州一带的农村，领主征收贡租达到了农民收获的50％左右⑥。同时商人操纵大米价格，不仅使武士出售大米的收入减少，而且使农民在交换中亏损严重。难以生存的农民被迫发动针对领主和商人的起义。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年代越往后，农民起义的频度越高。尤其集中在1751至1851年间，起义特别频繁⑦。而这正是日本商品货币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由于农业歉收、农民抗交年贡米和售米商的操纵米价，导致进入市场流通的贡米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如加各藩在大阪仓库待售的大米库存，1844年为66.4万石，1867年仅为15.2万石⑧。这就使幕府和各藩财政更加困难。于是武士开始向“豪农”出售收取年贡的土地。许多人被迫自食其力，开始从事工商业，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武士阶层。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方面表现为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幕府和藩因向商人借贷而债台高筑，如1838年，长州藩的债务达到白银8万贯，相当于该藩年收入的22倍。1828年，萨摩藩的债务达到白银500万两⑨。普通武士的状况就更为糟糕。他们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保障，幕藩就更不可能依靠他们来维持统治。以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因经商地位有所上升。“城市的消费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使商人大发其财，尽管他们在身份上处于最低层，但是武士在他们面前却也抬不起头来”⑩。一些商人和农村的中等农民，也因经济地位上升而开始获得以前不能拥有的姓氏(苗字)。如播州黍田村担任村长的七郎兵卫家就于1855年获得了稻冈这一苗字(11)。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断加剧的农民起义又对幕藩统治进行了打击。严重的“内忧”使幕藩体制难以为继。 在幕藩对内统治陷于困境时，西方列强的压力又不期而至。18世纪后期，沙皇俄国从白令海峡南下，使相对封闭的日本感受了威胁。尤其是1853年美国军舰叩关江户浦贺，武力威胁日本通商，使实行相对“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被迫“开国”。以后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所谓“亲善条约”，造成了日本空前的民族危机，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压力。 针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在构想应对策略。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运动。由于商品经济深入农村，所以在运动中，农民打击的对象不仅限于封建领主，而且往往对商人发动冲击。如1866年西上州的“改造社会”运动中，农民提出了自己发动运动的正当性：“替天记大义，作为改造社会所出现，此度应当打击当铺、酒家、高利贷者、横滨商人、米商、欲持外物而总贪高利者”，明确表示要用实力排除“私欲深者”和“霸道的当铺、米商、蚕丝商”(12)。可以看出，农民阶层提出的要求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主要目标是要求返还失去的土地，破坏既成的流通机构和市场构造(13)，打击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最终“回归小农”经济(14)。因此，即便已到明治前夕，农民阶层仍不能提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构想。 下级武士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明治前夕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拯救政治危机的各种政治构想。下级武士由于自身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因俸禄削减、收入拮据而“恨主如仇”，对日趋衰弱化的幕藩体制不再怀有情感；另一方面因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接受了流入日本的西方近代化思想而忧国忧民。他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国家所处的危险境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和强大，并担心若不提出相应的救国方略，便是坐以待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