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是当今世界上土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阿非利卡人为主体的白人民族只占南非总人口的14％左右，却拥有南非87％的土地面积。这一现象并不能靠殖民主义的本性来笼统地解释。笔者认为，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有许多内在的逻辑，其中之一便是开普殖民地的港口贸易与内地畜牧业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和紧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直到没有更多的土地供给为止。 自从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之后，在一个半世纪之内，他们并没有占领好望角附近的桌湾作为深入南非内地的根据地，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葡萄牙人的一个很大疏忽。①其实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实际控制这条航线的100多年中，绕行好望角的船舶年均只有10艘次左右，航线利用率极低，根本没有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必要。后来英国舰队也曾经过这里，著名的德雷克船长赞叹好望角是他航程中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海角，但也仅此而已，原因和葡萄牙人一样。那么，当南欧和西欧地区视财如命的殖民主义老手们每每与好望角擦肩而过之后，为什么西北欧地区的小国荷兰人却要在南非当时这块既不盛产黄金，又不能作为奴隶供应地，而且内地广大地区也不适合于经营农业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南非的欧洲移民人数甚少，但从18世纪起在南非内地却掀起了大规模和持续的殖民土地扩张狂潮，它的动力是什么？应该说，荷兰人在开普落脚并进一步向内地开拓的最直接动因即是17世纪以后世界贸易的扩大。开普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大洋贸易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荷兰人领到了非洲的最南端。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扩张性的人类经济活动，尤其对于近代史上已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以贸易立国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来说。至17世纪中叶，荷兰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拥有大小商船1.6万多艘，船舶总吨数达90多万吨，占了欧洲总吨数的3/4，为英、法、西、葡4个殖民帝国商船吨数之总和。在当时的“经济世界”，“阿姆斯特丹独坐江山，它是从拉美的安地列斯群岛，从日本沿岸，总之，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明亮的灯塔”。② 当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商业超过工业，对外贸易超过对内贸易。正是在荷兰达到商业繁荣顶峰的年代，荷兰人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摈弃的桌湾扎下了根。③ 此时，联合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在某种意义上，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拥有政府一般的权力，它垄断着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广阔海域的贸易特权，在200年时间里，荷兰殖民帝国就是依赖东印度公司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穿梭来往而存在的，而好望角则成了两大洋之间的中继站。该公司自1602年成立至17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都要有两三只船队经过好望角驶往东方。④由于从阿姆斯特丹到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航行需要6个月之久，而为了节约时间，船长们都尽量减少中途停泊，船上的二三百名船员和旅客经常不得不数星期拥挤在狭窄的船舱里，整天吃一些单调乏味、缺少维生素的菜豆和腌肉食品，结果坏血症、痢疾、高烧不断，没有一艘船不在中途往海里扔尸体，船上人员往往有半数葬身鱼腹。 带着建立永久性补给站的使命，荷兰海员在范·里贝克的率领下踏上了南非海岸，但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立即越过桌山，开始深入内地的殖民活动。因为对以商贸起家的荷兰人来说，当时并没有对南非产生兴趣。这是全航程中最荒凉的海岸，既没有黄金与香料，也没有其他珍宝，总之，没有任何能够吸引人们挺进腹地的东西。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不像最初那样热衷于鼓励殖民了，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牢牢掌握贸易上的垄断权。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分布在各地的移民们带给公司的麻烦远胜于好处，有不少人甚至发展移民的个人贸易经济，向公司的垄断权发起挑战。而移民们引起的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却要公司给以解决。所以，东印度公司给范·里贝克的任务有以下几点：(1)抵达目的地后，先建立一个设防要塞；(2)为过往船只提供淡水、蔬菜、肉类和其他必需品；(3)肉类取之于土著居民，蔬菜则由自己种植；(4)供应站所需劳动力一概由公司提供。 范·里贝克及其部下总共不到百人，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劳动艰难，报酬低廉，生活极为艰苦。范·里贝克上岸伊始，就明令其部下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以获得新鲜肉类，但不得与“野人”发生其他关系。尽管他不把土著居民当人看，但他也认识到，其使命的成败全在于能否与科伊人搞好关系，赢得土著居民的信任。因而，范·里贝克还未正式到任，便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严禁向土著居民挑衅或虐待他们，违者“不论理由是否正当，一律当着受害者的面鞭笞50下”⑤。因为这样做也是他们与当地人实力悬殊，绝不是人数众多的非洲人的对手。起初，荷兰人与科伊人小心翼翼地进行贸易，贸易额度也非常小，因为开普地区的居民对白人的入侵疑虑极深，只是偶尔用一只羊换一段铜丝。眼看着为数不多的科伊人驱赶着成百上千的牛羊来到殖民者的要塞前悠闲自得地吃草，范·里贝克好不容易才压抑住了将它们抢夺过来据为己有的冲动，⑥渐渐取得了霍屯督人的好感。定期举行的牲畜集市也逐渐发展起来。事实证明，范·里贝克的暂时忍耐得到了丰厚回报，因为他们与霍屯督人的贸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范，里贝克等荷兰人用铜丝、废铁、小刀、烟草和玻璃珠等饰物就可从霍屯督人那里换取所需的牲畜。⑦并且，土著居民对他们的态度极其友好。但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很久，荷兰人与科伊人的贸易很快趋于饱和。这主要是因为，居住于海角的科伊人虽然占有开普地区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牧草丰盛的土地，拥有令范·里贝克们垂涎的牲畜数量，正如非洲许多草原民族一样，在科伊人眼里，牲畜是他们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与脚下的草地一样，同是他们的生活源泉。除了在重要的仪式上，他们一般不宰杀牲畜(主要吃乳制品)，也不愿更多地出售牲畜。他们只是用一部分剩余牲畜来同荷兰人交换在他们看来是“奢侈品”的铜丝、珠子等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和生活用品不同，需求很快便达到了极限。而东印度公司的过往船只却在与年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