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7)12-0090-05 一、古希腊公民权的起源和历史表现形式 (一)希腊公民权的起源与城邦制的形成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城邦制的出现是人自然本性发展的必然[1]。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善德，是由部分到整体，多样性统一的美[2]。其含义有二：一是城邦制的形成是自然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城邦制也是要在人性自然充分发育中演变，经由家庭的氏族，父权制的村社，而后在人性至善—理性光辉出现的时候形成。城邦体现了正义法神原则，并非暴力强权的结果[3]。亚里士多德又强调战神是人性的迷失，孤独而非理性[4]。希腊Hellas的演变，赫拉克勒斯蜕尾成神具有理性，基本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和民族史的评述。二是从自然对人性影响角度，为城邦制形成立说。古希腊自然环境多山，历史上一直是缺少粮食的国度，不能供养复杂的帝国组织[5]。亚里士多德提出考察希腊158个城邦的结论：常备军五千兵马为极限[6]。粮食危机的存在，使希腊不可能出现支持专制王权的强大军队，公民兵制是自然环境约束下，希腊的必然选择。按亚里士多德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理论，公民权的演变发展仅是时间问题。这样，海外殖民对于古希腊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城邦兴起的同时，也改变了民族性，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体现了人理性发展至善的结局。“亚尔古船”、“雅典娜诞生”提供了形象化的政治模式，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船长国王说、舵手和桨手的灵魂差异说[7]，基本继承了神话等级制平等的自然理性，为公民权的演变提供了起源。 (二)公民权的历史表现形式和区别 公民是城邦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是一种社会等级的称号。在古希腊城邦中，只有成年男性、具有希腊血缘的人才有这种资格。希腊血缘与通常意义的种族有别，它是一种信仰的标志。按希腊谱系：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生子希伦(Hellen)，始创希腊一族。其子多鲁斯、克苏图斯(伊翁之父)和埃奥鲁斯分别成为多利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里亚人的祖先。这样，古希腊民族的祖先可追溯到普罗米修斯。但这并非是科学的谱系，从生物学上来说，完全是杂交的结果。正如芬利指出，关于“种族”，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起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信仰[8]。希腊民族的形成，乃公民权的信仰使然。但是，贵族制确立后，希腊血缘又成为“种族”称谓，一直是主流传统。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其子才是正宗公民的观念，又成为古典时代公民权斗争的焦点。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全权公民观念：凡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皆为全权公民[9]。当然，严格的全权公民，要排除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年龄不超逾；二是曾经被剥籍或驱逐出邦的人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公民由“种族”称谓引申到法律授予，克服了血缘论的偏执，具有了广义的公民观念。高尔吉亚发表著名的《海伦颂》，反对所谓的种族血缘论，捍卫荷马史诗中的公民本义[10]。Polis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雅典人称卫城为polis，与乡邻相对[11]。这表明公民观念起源于荷马时代的共同信仰。亚里士多德提出公民概念为politai，强调城邦polis是第一要义，又衍生了政治politics，基本继承了荷马公民的本义。荷马时代，公民权与古典时代并不完全相同。公民权是家长制的父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独眼巨人式的父权。它实际包括了宗教权、执政权、土地权，也即是宙斯和赫拉的金苹果所代表的土地权和赫拉的婚礼权、占卜权。没有赫拉的婚礼权，就不能继承王位，也就没有执政权。伊阿宋的王位继承反映了父权制对神权的屈从，宗教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宗教权为核心，血缘亲被神化，成为第一选择；土地权和执政权成为第二选择。这样，直接引发了海外殖民者与本土氏族贵族独占公民权的矛盾，构成了荷马时代一系列改革的动因。 荷马时代初期，平民与古典时代时的内涵有所不同，它不仅是所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关系，更是宗教权的标志。它以赫拉的婚礼权作为标准，非赫拉血缘亲者一概视为平民，无权问政。当然也没有土地权。贵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正血统的氏族贵族，他们自称为英雄，如史诗中的阿伽门侬、赫克脱尔；另一种则是私生子，他们具有父权制贵族的血统，但却并不是神权下的贵族英雄，如阿基里斯。我们将前者称之为氏族贵族，后者称之为贵族，这样，氏族贵族中的庶出者，成为人类第一批平民，而手工业者、农民则是父权制下的奴仆，尚没有平民的资格[i2]。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时期，无他所言及的公民权，遂以人性角度讨论politics，将公民权一直与polis相联系。荷马时代中期(10世纪BC)，君主制向贵族制演变，公民权是一种所有制关系明确、执政权集中于贵族的历史产物。如阿提卡联邦化时的公民权，其基本特点是：公民是以氏族为血缘单位，以份地为标志的公共联合体成员。公民每人有一块份地，战时承担义务兵，给养自带。公民承担不同的社会权利，分为三类：贵族(包括氏族贵族)、手工业者、农民。贵族掌管宗教，行使执政权，手工业者和农民虽具有公民资格，但是并没有执政权，全权公民是贵族。贵族的神话形象是赫拉克勒斯夺取了赫拉的金苹果，伊阿宋获取了金羊毛，阿佛洛狄特与战神相爱。贵族与氏族贵族一样，获取了执政权、土地权、宗教权，有了血缘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成为全权公民。古风期，贵族制确立，平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参政意识觉醒，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凸现，执政权由贵族向平民扩展。这时的宗教话语权有所不同。贵族创造了用金苹果打败平民的神话，固守执政权不放；而平民则创造了阿佛洛狄特与平民阿多尼斯相爱，为其死而痛不欲生的神话，表达广大平民对获得公民权的愿望。因此，公民权实质是宗教权，作为底线的则是土地权。土地权的失去仅是第二位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第一选择——宗教权的丧失。失去了第一选择权是“无社坛的人”，他们失去了城邦宗教的保护，被荷马称之为自然的弃物，仅次于死刑[13]。综上，荷马时代，公民权是与个人自由息息相关的选择。古希腊公民权的演变，一直在神话形式的宗教改革中进行。神话作为希腊民族信仰的纽带，反映了公民权与城邦制的渊源关系。 二、宗教改革与第一美人海伦(Helen)的关系 (一)海伦的神性美 荷马时代，人类审美意识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美是与自己的生命自由相关的事务。提修斯获取了航海术，雅典的粮食危机得到缓解，生命自由有了保障，航海术被神化为美人阿里阿德勒。“美人”除表达自由之外，也表达平等、公平等义。三美神争抢的金苹果上写有“for the fairest”[14]，通常被译为赠给最美的人。Fair的古义有二：一是美人，二是美好事务；同时引申为公平，合理。Fair初义虽有美人，其本义实指平等。斯巴达王阿里斯通(Ariston)娶了已婚的平民之妻，生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王位得到遗传，被誉为斯巴达美女，神化为得到海伦的关爱[15]。可见，海伦美乃贵族王权母德，与赫拉美相近。赫拉克勒斯、阿波罗、海伦是宙斯的私生子，他们没有赫拉的婚礼权，海外英雄开始了宗教改革，为自己创造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是赫拉婚礼权的女傧相，天鹅由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分享，天鹅歌唱，取拉丁文canere的意义是预言，宙斯伪装成天鹅和勒达生下了海伦(Helen)[16]。这样，海外英雄崇拜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以天鹅为图腾，取代宙斯宗教大鹰，获取了婚礼权和占卜权。接受阿佛洛狄特为自己婚礼权的保护神，阿波罗为贵族制掌管占卜的主神，取代了宙斯的宗教地位。这样，海伦以宙斯天鹅复生的方式成了阿佛洛狄特的保护对象，有了合法的婚礼权，从而具有了公民权。海伦被接到特洛伊城后，受到特洛伊人的普遍欢迎，被誉为divine beau-ty[17]。Divine的初义是占卜。这样，海伦集婚礼权和占卜权于一身，成了转世的赫拉，具有了神性美，被誉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