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7)05-0065-05 1947年，美国提出并开始实施“遏制战略”。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奉行的都是遏制战略，直至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遏制战略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使命已经完成。[1]美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一直在领导西方世界遏制苏联对世界统治的追求，最终击破了苏联的梦想。按此观点，1991年苏联的解体便标志着遏制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然而，通过考察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实质及演变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一、遏制战略的提出 1946年初，乔治·凯南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期间通过观察分析认定，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苏联终将对美国构成威胁。同年2月22日，由于时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与他意见有出入，他便趁大使回国自己任代办之机向美国国务院发回著名的8000字电报，全面分析了苏联对战后世界的看法、追求的战略目标以及美国的对苏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电报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遏制”这个词，却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为此，美国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电报从理论上点明了美国的对苏政策，同当时的美国决策层不谋而合，因而在华盛顿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杜鲁门政府认识苏联的权威教材，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统治集团形成基本一致的对苏看法，[2]凯南也因此被召回华盛顿委以重任。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的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提交了一份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绝密报告，认为“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他们现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决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同时，苏联还“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对那些反抗苏联的国家给予“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3]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提出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去希腊和土耳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自由的人民去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旨在将极权政府强加于人的侵略活动”。随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的这篇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这篇咨文也因此成为杜鲁门主义出台的标志。正如拉夫尔·贝茨所指出的，杜鲁门主义的目的是“美国决心干涉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以及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内部革命”。[4]杜鲁门主义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宣言，它的出笼表明美国已经公开放弃同苏联合作的政策，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随后，已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该政策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凯南在文章中强调，美国应推行“长期的、耐心而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化和策略，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理政治支点上，巧妙而谨慎地使用对抗力量”，此外，“美国还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行为影响俄罗斯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5]“遏制”一词从此成为美国在针对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口头禅，并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被奉为对苏政策的圭臬。 虽然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遏制的手段与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乔治·凯南倾向于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有重点的遏制。由于苏联在1949年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加上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美国“遏制战略”的东方战线，使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严重的危机，遏制战略面临尴尬，因此，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成立特别小组，重新审议美国的整个防务和外交战略。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的主持下，该小组于1950年4月14日向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报告，即著名的《NSC68号文件》。该文件对苏联的根本意图、目标和能力作了重点分析，认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企图和可怕力量以及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强调要继续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利用各种手段阻止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引诱克里姆林宫缩回控制和影响，培育苏维埃制度中的破坏性种子。②同年4月25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NSC68号文件》，对凯南的遏制思想作了重大修补，更加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在内的全面遏制。正当美国决策者犹豫是否以此文件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指南时，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下子达成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共识。此后，修改后的“遏制战略”就成为战后40多年间美国长期奉行的以对抗苏联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目标的全球战略。 二、遏制战略实施的现实考量 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及美苏关系息息相关，它既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也是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及争霸的需要，同时也明显地暴露了美国决策者战略思维的狭隘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力量，打破了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因为如此，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6]为此，罗斯福等人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即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但是，这套计划还没有实现罗斯福就与世长辞了。杜鲁门（1945-1953年在任）上任后，作为美国反共强硬派的代表他当然不会改变美国要称霸世界的既定目标，但做法上已经不同于罗斯福。杜鲁门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