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徒卢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一位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由主义遗产则主要体现在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方面。同时具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斯徒卢威，其思想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保守主义”的游离，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心态和命运。 斯徒卢威于1870年出生于彼尔姆省长的家庭。少年时代的斯徒卢威在斯图加特开始了自己的学业，在返回彼得堡后，他转入城里最好的贵族中学学习，因此说日耳曼教育和斯拉夫文化同时影响了他。1889年，斯徒卢威进入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学习，随后转入该校法律系，1891-1892年他赴奥地利的格拉茨学习。他后来承认那时比较容易受时势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但是，最吸引斯徒卢威的还是极具批判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解释，对自由的热爱和使人民摆脱苦难的愿望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动机。 19世纪80-90年代，斯徒卢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与已趋于没落的民粹派阵营的大论战，但是，斯徒卢威等人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与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有很大的区别。他最终在为1901年出版的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做的序言中，宣布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断交，宣布彻底割断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 1901-1921年的20年，是斯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形成和实践的重要阶段。1901年4月，他参加了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举行的知识界大游行，他被警察殴打，后被捕。1901年底，他来到德国的斯图加特，加入地方自治局知识分子反对派的行列。1902-1905年，他担任了在国外出版的非法杂志《解放》的编辑工作。1904年1月，围绕着《解放》杂志建立了俄国自由主义者团体“解放同盟”。斯徒卢威准备将“解放同盟”变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统一营垒，为此他承担了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将来自激进主义派别和自由主义阵营的各界人士联合起来。但是建立广泛联盟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保皇派组织和激进主义者对他的号召均无响应。很明显，这个事实影响了斯徒卢威未来的政治立场，促使他形成了必须与两个极端——君主主义的“黑色百人团”和左派激进主义者决裂的想法。 斯徒卢威在国外的政治活动由于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签署《整顿国家秩序宣言》而结束。回国后，他在彼得格勒一直住到1918年。这是他一生中的困难时期，其间不仅有参加政治活动、创作的快乐，也有对于革命问题的痛苦思考，而其中核心的就是对“伟大俄罗斯”问题和知识分子命运问题的思考。 1905年革命中表现出的政府的残暴行为、革命的严酷和流血以及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吓坏了斯徒卢威。他在1905年11月就指出：“在俄国生活的范围里存在着独裁，独裁被称作‘黑人百人团’，独裁被称为‘革命无产者’，我们表示，国家不需要和反对任何样的独裁，国家需要的只是法律、自由和经济的复兴。”斯徒卢威呼唤：“快使政权摆脱灾难”。但是俄国全社会已经由于激动而失控，并且使社会运动超出了政权允许的范围，随后到来的只能是毁灭。 1905年革命的失败和改革的反复，迫使各阵营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反思。亲手镇压1905年革命的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在1907年宣布：“国家体制的反对者想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历史的老路、摆脱俄国文化传统束缚的激进主义道路。他们需要大的动荡，我们需要伟大俄罗斯。”斯徒卢威于1908年先后发表了《伟大俄罗斯》和《国家片论》，明确提出“伟大俄罗斯”的国家理念。 斯徒卢威认为：“法制国家是国家体制发展的最高形式，法律具有普遍性的基质。法制国家的理想是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定位标，然而，这种理想与俄国的现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国家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政权和管理在人们之间确定了超理性的联系，政权不只是是整顿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调整社会生活合理规则的工具，政权首先是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国家期望强大，也应该强大，每一个繁荣的国家过去是、将来仍将是这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注重对国家外部实力的关注，而自由主义注重在国家内部关系中对公平的关注，有些国家内这两种思想在国家政策中充分结合，而在个别国家内部渗透了国家强盛思想的帝国主义战胜了传统理性的自由主义。”斯徒卢威强调：“我不知道，是否斯托雷平指出了‘伟大俄罗斯’这个说法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对我们而言，这个说法并非意味着拥护旧制度，而是对新的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呼吁。这种国家体制试图依赖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有爱国主义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建立新的俄国国家体制。 1909年，著名的《路标》文集出版。这是在1905年改革和革命失败后，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发的对改革失败原因和革命爆发原因的多角度思考，是对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人民、知识分子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反思。斯徒卢威在《路标》文集的发起、组织和编辑以及出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集中，对于风云甫息的革命，斯徒卢威表现了强烈的憎恶。他认为：“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应该对改革的失败和革命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因为俄国知识分子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缺乏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