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肉眼”可见的历史之下还掩藏着许多东西，一旦我们去除了工业资本至高无上的目的论的层层淤积，我们就有可能发掘出一个别样的历史。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用还原事物本真面目的眼光来看待将市场、交易和企业的存在，而不仅仅把它们视为是资本的史前史。 迟来的资本主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边缘世界或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问题成为前沿，人们开始重新讨论亚洲生产模式。遗憾的是，上述小插曲的来龙去脉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最终翻译成了英语。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论争除在日本之外大致上都未曾论及这个重要事件。所谓的资本的普遍历史及其自足的逻辑可能会创造出超出我们认识之外的众多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它们还说明了这个逻辑也许到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场激怒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论争的主题是“欠发达”问题，一些来自马克思主义世界内部的声音宣称，资本主义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产出资本主义与发展。安德列·贡德·弗兰克认为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发达，“欠发达”其实是中心地区或大都市“发达”的产物。毋庸置疑，这些辩论当中有一丝哀叹的调子，为的是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无法摆脱，反而被挟裹入与大都市的结构性关系之中这个事实。但这正是让我们深感兴趣的一点：资本主义并不是出于某种不可动摇的历史必然规律而出现在所有地方。即便是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展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将其移植到世界一切角落，尽管殖民化进程的确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整体的被殖民地区的经济逻辑，将其纳入所谓的“世界经济”之中。 因此，近期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期长得已经失去了过渡的意义……”。(约翰·T.查尔克拉夫特，《激进史学评论》第91期，2005年冬季号，第13-39页)他们记起了早些时候恩斯特·拉克劳和罗伯特·布伦纳对于安德列·贡德·弗兰克和华勒斯坦的评论，比如说，拉克劳认为，“尽管资本主义交易关系自十六世纪起就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布与之相比却极为不平衡，它在中心地区的存在远比在边缘地区要集中的多。”世界大部分地区尽管被深深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成为其一部分，但它们仍抗拒着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个问题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起就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区分“资本指挥下的劳动力”(例如融入世界市场)这个“形式上的”前提假定和“真正的”前提假定(对于和资本主义关系相符的生产的重新认识)。认识到这个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整个世界一旦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它就无可挽回地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是在形式上的前提假定变成真正的前提假定之前所已然发生的事实。因此，从某种层面说，这样的概念设计掩盖了资本主义诞生于西欧的地方性起源这一事实，而把它装扮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普遍规则。尽管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地区都拒绝遵从这个假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则，但它们仍被视为是需要被解释说明的例外。 如果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在所谓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欠缺”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那么我们究竟又该如何解释某些地方实实在在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呢？我们知道在许多身处“边缘”的后进发展中国家，是由国家出面建立资本主义并最终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在这里，建立资本主义的规划再次由国家精英完成，他们相信这是使本国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释诸如巴西和韩国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时都运用了“政府相对的自主性”这个概念(福克斯，1980年；阿姆斯登，1990年)。EVK.菲兹杰拉德在研究巴西的情况时将“相对的自主性”定义为“政府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及其作为社会结构的扩张而能够针对任何一部分资本(需要时甚至是针对整个国家资本)的利益采取措施的能力”。(引自乔约森·福克斯，《巴西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吗？》)艾丽丝·阿姆斯登的韩国研究表明(《第三世界工业化：全球福特主义还是新模式？》)，如果政府没有插手其中的话，韩国既不会有资本主义也不会有资产阶级，是政府将这个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高速路。在“政府”无法催生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会承担起输入与工业资本主义相符的财产与市场观念(及机构)的责任。但是，尽管进行了如此直接的干预，尽管经过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资本主义还是没能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确立自身地位。 资本的去中心化 即便如此，这样的想象时至今日还继续在建构着我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理解，或许只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浮出水面的东西还不够多，还不足以创造出可以进入公众视野当中的取代原有历史的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叙述，诸如“迟来的资本主义”、“依赖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受阻的发展”这样的概念或公式在把资本主义塑造为准则的同时将边缘地区的历史书写成了关于“欠缺”的历史，正如我们的现代性也被视为一部关于“欠缺”的历史，一直等待着被从活地狱中拯救出来而融入“血统纯正的资产阶级”秩序之中。人们在重新审视理论本身的前提时并未将那些遍布全球广大地域的例外考虑进去。实际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争论的是，在殖民主义到来并实施阻碍之前其各自国家的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在可能性问题。 在这种语境当中来回顾莫里斯·陶蒲与保罗·斯威奇的关于转型问题的著名辩论将十分有意思。斯威奇坚持认为，陶蒲所谓的封建制的“经典”形式其实最好被称为西欧的封建制。有趣之处还在于，在这场关于转型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了辩论主角在研究从封建模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时保持进化的逻辑所遭遇的困境。因此斯威奇说，“所以，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那样是一个从未间断的单一过程，它是由两个明显有别的阶段所组成。这两个阶段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需要分别进行分析。”我们还需要提醒自己，生产方式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当中越来越难以存在下去，其原因正如斯威奇所述，而且也并不与陶蒲本人的观点相对立，就是在同一时间空间内不同“模式”的并存。因此，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指的是作为多种生产方式的结合的实际存在形式。斯威奇与陶蒲都认为，如果将“世界体系”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在西欧业已长达两个世纪的转型期还将无止境地延续下去。通过仔细观察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个相当偶然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上陷入了普遍历史的自足逻辑的迷雾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确在尝试寻找一条出路，正如我们在毛泽东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二十世纪的革命斗争在殖民地世界总是以农民暴动的形式爆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那些西方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开始表达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被“农民意识”所“败坏”而感到的深深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