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93(2007)03-0033-05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上，福泽谕吉也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在著述中历数对外战争的种种“益处”，提倡扩充军备、强兵富国，积极鼓动日本对亚洲邻国用兵，而且在甲午战争期间积极捐赠，为日本军队筹措军费不遗余力。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思想，在日本历史上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一、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认识基础 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之弱肉强食实质的认知，是他亚洲霸权论形成的思想基础。 30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奠定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该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近代西方国家之间，名义上是基于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为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制约的势力均衡关系，但实际奉行的却是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列强之间为争权夺势而战争频仍，弱小国家无端遭受侵吞更是常事。同时期的东亚，则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体系之下。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将扩张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东方，迫使一些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东方世界也被卷入近代条约关系体系。 “黑船”来航以来，日本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新的国际关系的冲击与压力。于是，知识人便凭借直接或间接经验，对此积极了解探索，福泽谕吉就是较早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有所接触和了解者之一。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1866～1870)中指出，西方“因各独立国家间制度各不相同，为避免争端，各国间相互达成约定，以便加深友谊并利于交易，此即名曰条约。”[1]298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今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往古四夷蛮民之间互争匹夫之勇并无区别。那些称得上是至文至明的国家之间也动辄发生战争。于是，“随着世间文明的推进，颁布了一部叫作《万国公法》的法规。……尽管并非强令万国必须遵循此公法，但违背公法的国家必将招致敌对，故而各国皆尊奉不背。”因欧洲诸大国均倡导势力均衡，《万国公法》对维持和平大有裨益[1]411。当然，福泽谕吉也认识到，仅靠一些条约和法规并不能完全抑制战争。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平等说，并借以批评西方人在日本的跋扈行径，鼓励日本人争取维护民族独立。他在《劝学篇》(1874年)中就强调：国际交往需遵从“天理人道”，“出于理而言，非洲的黑奴也值得敬畏，出于道而言，英国、美国的军舰也不值得害怕。如若蒙受耻辱，哪怕是日本举国牺牲也要维护国家之威光”。国际交往中凭借自己国家富强之势对贫弱之国无理相加的行为，是“国家权益所不可容忍的”。进而他还提出：“我日本国目前尚不及西洋各国富强，但论及国家权益之轻重，则无毫厘之差。”[2] 然而，时隔几年，福泽谕吉的论调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认识的深化，他非但没对国际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进一步提出质疑和批评，反而鼓动日本仿而效之。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指出：国际交往的实质就是“争权夺利”，全靠“兵力强弱”说话。国际社会的“和亲条约”也好“万国公法”也罢，都是对外标榜的“名目”。并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且，“大炮弹药，不是为主张已有之理而备，而是用来创造未有之理”。国际交往中唯有“灭亡”与“被灭亡”两条路可选，日本外交之法的关键是要“付诸战争。”[3]637另外，他还提出：在世界各国你争我夺如“禽兽相互蚕食”的形势下，蚕食者为“文明国人”，而被蚕食者则为“非文明之国”，日本当然要“加入蚕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谋求良饵。”[4]既然意欲与西方列强同流合污侵吞他国，那么扩充军备就势在必行了。在其后的论著中，福泽谕吉倡导扩充军备和煽动战争的言论随处可见。 作为一个在幕藩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武士，近世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对福泽谕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自古以来，东亚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都在吸收中国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华夷世界秩序观。近世之前，日本与朝鲜虽保持着“交邻”的对等关系，但“都持视对方低自己一等的华夷观念”。因此，曾发生过对马藩的宗氏在中间斡旋，通过改写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等，使日本和朝鲜双方的“大国”心理都得到满足的篡改国书事件[5]。篡改国书事件败露后，到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将“历来的置朝鲜于下位的意识构造”体系化了[6]。鸦片战争以来，东亚原有的朝贡秩序体系被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失去了现实基础，但东亚国家的华夷观念一时并未彻底改变。而中国“中华”地位的失坠，反而在客观上为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和蔑视亚洲邻国提供了可能。福泽谕吉对自己的朝鲜蔑视观就毫不隐讳，说朝鲜是“亚细亚洲中一小野蛮国”[7]148。福泽谕吉的朝鲜蔑视观，在自身实力尚待发展之时，是他反对盲目对亚洲邻国用兵的理由之一，而到后来，就成了他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 二、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并不赞成与亚洲邻国发生武力冲突。他认为日本在自身羽翼未丰的情况下，应着力于推进殖产兴业充实国力。如，明治七年(1874)围绕是否出兵台湾的问题，日本国内曾争论一时。福泽谕吉指出：日本的劲敌是西洋诸国而不是亚洲国家，且敌手不是“兵马之敌”而是“商卖之敌”。与清朝之间发生冲突，只能给西洋商人提供坐收渔翁之利的可乘之机[8]。明治八年(1875)的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叫嚣一时，福泽谕吉对此予以驳斥。他认为：与欧美国家的交往才是日本的“肺病”，且病根主要在于商贸往来、司法诉讼等方面。当前日本“学问尚不发达，商贸尚不繁盛，国家尚不富足，兵力尚不强大”，民族独立面临严重威胁，不该因一点小事与朝鲜发生争端[7]147-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