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5-0139-04 提起武士道,对于大多数现代日本人可能意味着精妙的剑术、剖腹的技巧或是封建时代的忠君意识,而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多的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宣传思想。但另一方面,像内村鑑三、新渡户稻造等明治思想家却把武士道提升到日本精神的高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身为基督徒的新渡户稻造在近代日本迎来明治时代之际,重新审视传统精神武士道,用英文撰写了日后影响久远的《武士道》。而其成书的契机就是为了解答西方学者提出的“没有宗教,那么你们怎样进行道德教育”这一问题。作者在经过思考后认定“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开始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沁入了我的脑海”。[1]3 那么引起这样不同反应的武士道究竟是什么?武士道一经生成就这样引人争议吗? 谈到“武士”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史书,据元木泰雄考证[2]9,是在《续日本纪》所记载的奈良时代初期。严格地说那一时期的“武士”就是朝廷委任的担任军事职责的官而在幕府时期成为军事政权担当者的武士和他们相比有两大区别: 1.武艺世袭。 奈良时代初期的“武士”只不过是就任武官的习武之人,而后期真正意义上的“武士”不是征兵入伍的农民、市民,也不是封建官僚的武官,而是来自于以武勇报效主君的家族,以代代相传的武艺为家职的兵家。世袭的职业武士是武士的最大特征。 2.被严格组织在通过私有领地建立的主从关系中。 武士从官职称谓演变到政权阶级执行者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武士脱离原有的封建贵族,走向独立的过程。而随着武士身份的变迁,对武士道德、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也自然产生,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武士道。但历史上对武士道德规范的称呼却不是从一开始就叫做“武士道”,本文试图从武士道名称的演变来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武士精神的特征,从中找出武士道的真义。 一、勇者之道、兵者之道、 武士之习、弓箭之道 由于武士的地位确立是在同公家(掌权的封建贵族)的对立斗争中完成的,所以这些“武者之习”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对抗“公家之习”而自觉形成的。所谓的“公家之习”,可以概括为对官阶、权势、以及对现世名誉欲望的无止境追求。因此,作为站在对立立场的武士来说,他们就必须对官位、权势等现世的荣华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处于由封建贵族政权向武士政权过渡期的武士,他们的价值取向就倾向了武勇。 之所以尚武,还有其历史原因:日本原始神道中崇拜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分别象征着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各个历史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这种原始的信仰和崇拜往往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刀剑既是参加战斗、夺取他人生命的工具,又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成长期的武士选择了用刀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后来600多年的武士统治时期,刀剑是武士忠诚和力量的象征,是武士的心魄。“武勇”可以说是由早期武士道德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武士阶级是从承平、天庆之乱开始,通过无数次交战逐渐确立其政治地位的。其最大的体会就是只有舍身拼死一战才能最终保全性命、身家。因此,“勇敢、勇猛”成了武士的第一要素。而武士的使命也就与从侵略者、掠夺者手中夺回主君的财产、保护主君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物语文学所描述的理想武士形象,是在战场上一马当先,面对敌人,威武地自报姓名,再杀个你死我活,即便是自己的父亲、儿子战死沙场,也绝不儿女情长,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勇猛之士。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平家物语》等对武士赴战场时的服饰描写颇费笔墨。读者可能会惊讶于武士对服饰美的追求,但如果把这理解为欣然赴死的装束,大概就可以发出“原来如此啊”的感叹吧。对死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用最华丽的装束出征战场,由此体会到武士如樱花在最盛期飘落枝头一般的义无返顾,这就是成长期武士对现世名利的否定姿态,也是契合当时武士名誉的行为。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姿态不也是一种名誉欲望的表现吗?诚然,武士是重视自己的名誉的,但武士追求的名誉不是与官位、权势等相联系的物质的、现世的名利,而是作为兵家后代不使家族声誉蒙羞的世间评价,类似于空名。而且,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不仅珍惜活着时候的名声,对死后的名声也是同样珍视的,也就是说与封建贵族现世的名利相反,武士强调永恒的名誉。 二、武士道的确立 武士阶层在战乱中取胜后,建立了幕府统治。武士的日常生活虽脱离了战场,但对于从战乱中成长以战场为家的武士来说,日常的道德还未确立,所以对平常百姓施暴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无法安定社会、收服民心。最初建立的镰仓幕府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统治者的地位、巩固政权,在一如既往地强调武勇的同时,开始重视武士在日常生活中的善恶是非。吸取“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教训,镰仓幕府确立了“御家人(家臣)”制度,把原来自然形成的主从关系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也就是说,家臣通过战场的功绩、社稷上的忠心等奉公来获取恩赐(即主君对家臣土地等财产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的“御恩与奉公的相互义务契约关系”。由此,原本的兄弟情谊式的主从关系有了正式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