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4-0022-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既表现了意识形态之争，又蕴含着国家利益之争，也反映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领导权之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因而和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中苏论战中争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都是《九评》所涉及的问题，再加上《九评》在中苏论战中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最大、最代表中共方面论战的核心观点，因此，研究中苏论战不能不涉及到《九评》。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 《九评》的直接导火线和由来是这样的。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正当论战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在7月5日至20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的高级会谈期间，赫鲁晓夫蓄意地破坏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中共的攻击，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提高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在两党会谈期间的7月25日，苏美英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蒋介石在上面签了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竟要求中国政府也在上面签字。这表明赫鲁晓夫和美国企图联手在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同时通过核垄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迫使中国就范，也表明在台湾问题上赫鲁晓夫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面对美苏联手反华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必须既反帝又反修，并且认为是彻底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九评》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自中苏出现分歧以来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的全部思考。同时，毛泽东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提醒人们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苏共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1](P1285)。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还有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范若愚、吴江等，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写评论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先定出题目分头撰写文章提纲，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查定案(叫“定盘子”)，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人员参加，邓小平为最后拍板人。但文章都要经毛泽东最后审阅，有的还亲自修改，甚至不止修改一次[2]。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9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9月6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一部分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分裂主义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3](P105-106)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修改了三次。其中讲了这样几个观点： 一是斯大林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且指出，我们党早就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曾加写了这样的话：“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错误影响……。”但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1](P1286-1287) 二是批判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做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1](P1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