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5-0061-07 一、问题之由来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迅猛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社会史研究在揭示以往不曾为人所知的方面的同时，却无力关注以往史学提出、至今也还存在意义的一些重要问题①，于是，社会史与以政治史为代表的传统研究模式之间，就形成了互不干涉、各说各话的局面，以至造成相互之间的某些误解②。实际上，任何新的研究尝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而只能对有意义的问题提出新的解答思路；这些新的思路会对旧的思路提出挑战，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认识途径上的丰富。 社会史研究会不会，或者该不该回避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尽管目前国内大部分冠之以“社会史”头衔的研究的确对此较少关注，但我个人的答案还是否定的。我相信真正的社会史同行都不会同意说，革命前后的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这里，“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是否可以被当作一个同质的有机体，可以不加分别地说它有变化或者没有变化。对此，罗志田已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一文的第一部分“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中提出，在这一时期，变与不变是“并行而共存”的，其具体的表现是沿海和内地竟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然这种“多歧性”又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及思想界上等[1]。这种看法及其体现出的多元视角显然是笔者所赞同的，他力图避免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主题和基本观点的单一向度。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或从多元的时空视阈观察，变或不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相对性。 以此立场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去思考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但这种所谓“在地化”的立场是否能够解释整体的政治变革及社会变化？③我个人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一样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可以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帮助解释这个整体的变化，也许可以揭示这个整体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此之际，下面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区分变与不变是否造成了“有历史”和“无历史”的社会这样一个带有西方殖民话语倾向的两分？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区分，那么能否在“不变”中把握“变”，同时又在“变”中理解“不变”？社会史学者如何面对19世纪诸多显示出巨变的事件？是视而不见还是束手无策？他们如何为揭示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提供新的解说视角？ 二、“此鸭头非彼丫头”：19世纪中叶的宁波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东部沿海城市之一，即所谓“条约港口”(Treaty Port)，这里应该属于近代以后“变”的那个世界。但它之所以被列入首批开埠城市，不仅是因为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位置，还因为它已有很长的“开埠”历史。地理位置上，宁波“北接青、徐，南通交、广”[2]（P1上—11下），处于南北洋的分界处，成为南北洋干线和长江干线的水运交叉点之一。这里早在唐代就有通商日本的记录，而自宋元以来浙江沿海市舶机构反复撤建的过程中，宁波市舶机构却基本上一直独立建置，成为辽东半岛至浙江海域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惟一港口。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开埠之前，已有欧洲人来到宁波，进行贸易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仅把它放在1842年以后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即使是从海上贸易——无论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出发，也是同样⑤。我们在一般的叙述中提及首批五个开埠口岸的时候，往往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相对同质的事，相对忽略了它们之间在区域历史脉络和传统上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了它们在开埠这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中的不同反应。 故事发生在咸丰初年。这时距开埠已经过去了10年左右的时光，太平天国运动已轰然爆发。咸丰四年(1854)，这里发生了所谓“渔镖之争”的事件，将海商、官府、由海盗转化而来的水师、洋人全部牵连其中。事件的起因在于沿海的货物运输长期以来极为繁荣，清初以来，宁波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嘉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3]（P6下—7上）。而大量的外地人口也纷纷涌入宁波，“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3]（P6下）。由于海禁政策的缘故，海上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伴随而生的则是劫掠海商和渔民的海盗。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传统运道受阻，浙江漕粮只好通过海运入京，经营北洋贸易的宁波“北号”商帮觉得有利可图，运漕商船大增，江西、两湖的货物也转道宁波集散。这样，水道的安全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这时，纵横宁波洋面的来自广东潮州的“广盗”被地方官府招安，成为“广勇”，力图使他们为商船护航。但海商根本不相信这些亦兵亦盗的人，双方也频频发生摩擦。这批广勇又转而向渔民勒索保护费，使渔民也深受其害。一个偶然的机会，个别渔民因遭受海盗危害而获得了英国领事的帮助⑥，后者介绍他们去寻求葡萄牙人的帮助，由葡萄牙人出力护镖⑦。但后来葡人及其华人代理也经常遇事生风，指商船为盗船，然后将船上货物尽行干没，官府稍作惩处，葡人即出面抗议[4](P64-65)，渔民不得已恢复接受广勇的保护，或另与英法水手签订护镖协议。而广勇又与一家法国商行合作，后者则雇有欧洲不同国籍的水手，这样，就此事形成了复杂微妙的局面。但之所以酿成以广勇和法国等水手为一方、葡萄牙人为另一方的武力纠纷，其实又不仅在于每年数万串钱的护镖酬劳，而且在护镖过程中“合法”地大肆进行走私活动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时，“西夷本不在互市之列，因历年渔户及南北商船资其护洋，遂得停泊鄞港”[5]（P24上—24下），表明为商船护航也是一个利薮⑧。显然，五口通商初期，洋人通过“规范”的贸易活动所得利润大大少于他们的预期，需要靠其他途径加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