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告别其古老的阶段而步入近代，是无论社会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极其激烈、深刻的变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制定，即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状况、矛盾作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也都与正确地认识和总结近代史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学术界关于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探讨，溯其源头是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高潮则在50年代，至80～90年代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其中，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刚刚翻过一页的近代史问题认识更加深入，并提出前瞻性见解的经验；也有因“左”倾思潮泛滥而致使深入讨论的进程被中断的教训；更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路线指引下，从新颖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诸多新收获，集广大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最终才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关于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是半个世纪来史学界发扬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优良学风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 50年代近代史分期讨论中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及其后延伸的研究中。本文讨论的重点虽然放在1949年以后，但对发端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张和学术品格也须作简要的追溯。当时，面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的嚣张，革命骤入低潮和理论界认识的混乱，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冷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批驳陶希圣、严灵峰、任曙之流的错误观点，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们正确分析了帝国主义使用商品输出、财政资本控制、利用地主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为工具等手段，来奴役、剥削中国人民大众；分析了中国的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而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存在；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严重盘踞、阻碍的恶劣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他们还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农村进行调查，以亲身获得的确切事实证明中国现实社会的经济情况是：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在近代有了增长，但是遭受重重障碍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在农村仍然是封建、半封建势力居于统治地位。这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使刚刚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原理，通过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规律来指导革命工作，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初期就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其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继续撰成有价值的著作，推进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而毛泽东于1938年著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更集中了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的任务、方针、路线等纲领性理论，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所证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研究长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以来，自1840年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80年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段历史与新中国的现实联系极为密切、深刻，正确把握近代史的脉络对于了解中国国情关系重大。二是近代史是一个新开垦的研究领域，有许多新鲜课题吸引着学者。1950年，研究近代史的专门机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成立，中国史学会于1950年起成立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总编辑委员会，有计划地展开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专题的史料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型史料丛刊的编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成为推进学术界对近代史理论问题思考的新的起点。至1956年大约两年时间内，先后有孙守任、金冲及、黄一良、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等撰文发表意见，还有一些高等学校或学术刊物编辑部邀请近代史专家召开会议、进行座谈、各抒己见，形成了关于近代史分期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一次热烈讨论。建国后不久的这场讨论，与中国古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一起，成为50年代学术界展开百家争鸣的标志。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讨论对于推进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思考，确实取得了巨大收获。 （一）扩大到从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作综合考察 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需要从以往对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上升到对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认识，并且从以往主要偏重于政治史，扩大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和概括，这是50年代近代史讨论所取得的第一项收获。 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认为，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在对近代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线索的认识上存在两个问题：(1)较早的一些著作对划分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缺乏正确的观点；(2)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完成的著作）放弃了分期的办法。“它们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若干突出的主要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这样叙述方法大致上可说是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方法。”①他认为，不进行分期，而采取这种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往往会使多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错乱，拆散了许多原本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包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些影响很大的著作，也存在着“政治史内容上有很大比重”的明显局限。由于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作为叙述主题，就很容易造成只看到眼前的一些政治事件，“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②。关于中国近代史演进的重心，胡绳的理解是：“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多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怎样发展的。”他又说：“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中国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他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③胡绳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反映了自40年代以来，近代史著作的编撰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