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146-11 科学的兴起已引起了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学者的兴趣，但就其在这段时期里享有的地位而言，现有研究还只算刚刚起步。既存成果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史方面，这些著作多由专业的科学史研究人员完成，更偏重对科学概念和特定学科的科学实践本身的考察，对于科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等相关领域的互动重视不够（其中也有不少著作已经注意及此，惟用力尚嫌薄弱）。①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思想史的视角触及这一问题，多注意到科学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冲突。②近年罗志田先生对于科学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胡适等倡导的国故整理运动中的运用做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特别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科学的理解都落实到“方法”与“精神”上，这既有要为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寻找一个平等地位的意图，也受到传统观念中“重学轻术”一路思想的影响。但同时，20世纪中国科学也一直有走向物质和技术的倾向。③ 这一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学者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是由西来的科学概念本身决定的（这一概念在西方也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也与他们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认知有关，且在实际上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引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清季民初的读书人正从传统意义上的士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胡适那一代学者基本上已属于后者，但早年教育养成的士人心态仍不时显现于他们的观念世界。因而，他们笔下的科学虽是外来客，仍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罗志田教授的研究偏重在文史学者对科学的看法，因而特别注意到科学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过程。而当时思想界还有另一批专治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与文史学者有相似之处，但主要关怀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如何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传统文化取向在其中起着何种作用，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章太炎、梁启超以及胡适等人开始，学术界也存在着把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挂在一起的努力。这显然和从互为冲突的角度看待二者关系的思路截然异趣。不过，在这方面，人们注意较多的是清代的“考据学”或所谓“汉学”，而很少注意到被认为与“汉学”处在竞争状态的“宋学”。实际上，“宋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广泛散播的知识，对于每一个读书人的潜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也会波及他们的科学观。本文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上述问题略做探讨。 一、“字彼之真以道”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任鸿隽(1886-1961)是近代科学救国论的重要发言人，其宣传科学的著述在当时影响了相当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科学专家之一。④任氏出身读书人家庭，其家虽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任氏还是受到了相当不错的国学训练。他幼年成长的四川地区文风很盛，为他的传统学问打下了良好基础。虽然他也在垫江（今属重庆）和重庆的一些新学堂里读过书，但训练最深的仍是“旧学”。1907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思潮鼓动下，他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次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辛亥事起回国。1912年底转往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等校。 在美期间，任鸿隽思想发生了变化，由热衷于政治革命转向了科学救国。其间，他参与发起了《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及研究院总干事等。虽然任氏并无现代学术体制推崇的窄而深的专业著作，但他担任的众多重要学术职务使他对民国时期的科学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任氏本人也在自然科学家群体中享有极高声望，是近代科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⑤ 任鸿隽是胡适密友，在观念上亦与后者有不少接近的地方（然歧异处亦复不少），因而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文化态度亦被认为倾向于西化。不过，他的长女、历史学家任以都教授也道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家父毕生提倡科学教育，对于民国以来暗潮汹涌的‘读经’运动，向来坚持反对的立场。可是，他在家里教我们读书，却要我们念四书五经，他曾对我们说：‘中国人不读四书五经，怎么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呢？’因而经常督促我们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等书。他这种作法适足反映出‘五四’人物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任教授在这些“‘五四’人物”中长大，对他们了解甚深。他们这种态度看起来矛盾，其实各有针对。由于“读经运动”在实际上常常和“五四”人物最反对的主张与事物连在一起，故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但他们自己到底受过经书训练且人生态度即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并不真的认为经书一无是处。任鸿隽说不读经书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显然最看重的乃是经书的文化认同意义。虽然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大氛围中，“科学”与“四书五经”常被视为相互抵牾的，但任氏实际认为科学无国界（虽则“科学成就”实际上仍和“国家”连在一起），故并不能解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问题。 任鸿隽这代知识分子在内心中还潜藏着士大夫的认同。任教授说，1946年他在美国读书期间很“激进”，“平日闲谈，一再痛骂士大夫阶级祸国殃民，造成中国积弱不振。”他的母亲、新文学作家、历史学家陈衡哲听到此言，“很不以为然。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著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⑥而任鸿隽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期间，也勉励学生“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1]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读书人为“天下士”的理想，均可看出那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实际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