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08)05-0048-03 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民气为之大壮”[1](P236)。此案中，清政府的腐朽颟顸暴露无遗，革命志士的高风亮节充分展现。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与勾结，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误会，导致案情异常复杂，并且极富戏剧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案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仍有些问题没有圆满解决，究其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当局人物——时清政府派往上海查办该案的“大员”俞明震。正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的运筹和安排，才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因此可以说，解读“《苏报》案”，俞明震是关键。 一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确士），号觚斋，晚年号觚庵，浙江省绍兴县斗门镇人。俞明震1890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甲午中日战争后曾任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与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00年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监督，后为江苏候补道兼陆师学堂总办，以“开明”著称，培养了鲁迅、章士钊、赵声等学生。1903-1906年为“两江总督委员”，因与张謇整理厘金、税务，触犯官贵利益，被参劾。1908年，出任江西赣南道，任内与德国侵略者严正交涉，收回赣南西华山钨矿。1910年任甘肃提学使，次年署甘肃布政使。在辛亥陕甘独立时，对革命党人多有庇护。入民国，为中华民国“肃政史”。晚年寓居杭州西湖，与陈三立、陈曾寿、程颂万等人诗词唱和，1918年病逝。生平诗作经陈三立主持搜集整理，编成《觚庵诗存》（四卷），另著有《台湾八日记》和 《觚庵漫笔》等。 1902年，章士钊考入江南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2](P84)，成为俞最为“赏拔”的学生之一。但到了1903年，章士钊加入了爱国救亡的行列，废学到上海参加了爱国学社。从此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还结识了俞明震的公子俞大纯。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编，立即着手对该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为突出《苏报》特色，他“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3]。被夹印二号字样的多为与“满清”、“康有为”、“革命”、“亡国”、“奴隶”等有关的语句。其次，改变《苏报》的舆论方向。章士钊入主《苏报》之后，欲借《苏报》“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以救中国”[4]。邹容的《革命军》，销售逾百万册，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章士钊、章太炎均与有力焉[5](P135-138)。章士钊盛赞《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6](P28)。并在《苏报》上为《革命军》刊登广告：“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7]。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名篇。1903年6月20日，章士钊便在《苏报》上为其刊登售书广告：称此文“足以破满人之胆。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8]。6月29日（苏报）刊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把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清政府对此十分惶恐，向右督抚发出密电，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9](P408)并由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统筹全局，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分别坐镇武昌和南京指挥，由上海道袁树勋和候补道俞明震负责查办，“《苏报》案”发生。 二 俞明震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与工部局交涉，力争清廷“自主”办理此案。二是查拿以《苏报》为中心的革命党人。第一项不难，他常以“沪上刑出多门，异常棘手”[9](P415)，制造托词，搪塞朝廷。第二项却十分棘手，因为要捉拿之人，恰是自己非常欣赏的学生章士钊，《苏报》馆主陈范是“旧熟人”，并且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是其子俞大纯的同志。如果没有这些关系，捉拿他们到案并非难事，可是他对这些年轻志士深怀保护之意、爱惜之心，他没有这样做。当然单凭爱护之心，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俞明震思想与朝廷“有抵触”[10]，俞明震就去全力救护革命党人，这于情于理，确难令人心悦诚服。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历来被人们所忽视：一，俞明震的进步思想倾向；二，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和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孙子李茂侦，不仅与革命党有联，而且也是革命党或倾向革命的年轻人。 俞明震在晚清以“开明”[11](P453)著称。出仕以来，对民生疾苦深表同情，“蒿目时艰，好作苦语”[12]，如他的《鸿嗷叹》[13]，颇具杜甫风概。他支持维新变法，曾对叶德辉反对维新的来信不予理睬”[14](P177-179)。尤其是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更令他痛心疾首，“我政府处于中立之地位，而人民实受切肤之祸”。《辛丑条约》后，他对荒乱清廷已经失去信心，对官场黑暗更加痛恨，“电报邮政之不能克期，租界裁判权之丧失，纳贿舞弊之差役，颟顸因循之官吏，皆足偾事于垂成，亏功于九仞”[15]，所以他认为“清室颠覆为不足惜”，“未必以清室之覆，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这些都足以说明，俞明震的思想具有进步性，对革命党采取同情态度，势所必然。 俞大纯，字慎修，为俞明震独子。1903年时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党人，并且还参加了实际革命活动。“俞大纯者，前陆师卓堂总办俞明震之子，余（章士钊）以为陆师生故，与之契合。彼不安于留学日本，假借义勇抗俄，返国从事革命，数年间东南动荡，无役不从。乃翁明震，今见其所为如是。辄阴纵之不加非难”。他所参加的革命活动，不仅是鼓吹宣传，而是与杨毓麟、陈独秀等一起研制炸药，参与更为激烈的暗杀活动。1904年夏，俞大纯、章士钊等谋划在南京下关刺杀铁良，“诸凡资金调度、用品设置、射手之履帽服装、潜伏地及出入路线之防卫引导种种”，都由章、俞负责。蔡元培也赞扬俞大纯“热心而能办事”。“《苏报》案”后，避走海外，到德国留学，是留欧革命党人中骨干成员[16](P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