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5-0051-05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民初旗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民国成立后的多年间，各地屡有旗民申请冠姓、更名、改籍。旗民冠姓、更名、改籍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民初旗民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本文拟从相关档案史料出发，对民初旗民冠姓、更名、改籍的历史现象进行考察，以期对民初旗民的生计生存状况作一管窥。 一 民初旗民冠姓、更名、改籍现象的出现，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一）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五族共和”思想被确立为民国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或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对“五族共和”的民族理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此后，“五族共和”思想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民族平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基于新的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在“民国成立，共和肇始，国体更新，五族一家，无分满汉”的时代大背景下，有旗民认为，随着共和国家的成立，满清统治时期的各种“积习”应该消除，其中包括书名而不书姓的隐姓习惯。对此，直隶蠡县知县崇文在其1912年8月13日（民国元年七月一日）的呈文中有着清晰的表述：“窃职向隶旗籍，相沿成例，只书名而不书姓。现在共和既已建设，一切从前积习理应删除”，继而认为，“若旗族仍旧隐姓，未免自居歧异”，因此，“恳请祈恩复姓，转详注册，删除旧例，以归画（划）一”[1]。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一些旗人意识到八旗制度必然最终消亡。在他们看来，如果仍旧指名为姓，不仅异于他族，而且也背离五族平等的历史发展趋势。正如时居北京东表胡同二十七号的普景呈文所述，“现在共和底定，五族平等，八旗制度将来当然消灭，而欲实行化除畛域，要再去观听分歧之弊，旗人指名为姓，异于他族……殊乖大同”[2]。 （二）旗民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 有清一代，旗人始终居于统治体系的核心地位，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民国建立后，许多旗人衣食无着，生活极为凄惨，有关记载时常见诸报端。武昌起义后，“荆州满人男妇老幼不下二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子弟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3]。1912年8月13日的《申报》记述了镇江旗民的困苦状况，“镇江旗民近因贫自尽者时有所闻，城内果子巷旗民柏姓一家数口，自去年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竟于昨日因贫吞针自尽，迨人知觉，一缕香魂已游地府矣”[4]。民初，旗民特权被取消的同时，新的民族偏见出现，“各种书报、刊物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着排满的情绪”[5]。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使得旗人在就业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为便于求得工作，一些旗人选择改取汉族姓名。例如，“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5]。在求职的过程中，旗人常常因为旗籍身份遭到淘汰，为获得微乎其微的工作机会，他们申请冠以汉姓，希望取得与汉人同等的工作机会。奎保，原隶汉军镶黄旗籍，1914年3月（中华民国三年二月）赴京报考知事试验事务所知事，考前申请加添李姓，遭到拒绝。对于考生申请冠姓、更名事件屡有发生的现象，办理知事试验事务处提出“未便更名改籍，以免先期取巧”，并致函内务部民治司询问相关事宜。内务部民治司函复说：“现在试验知事为期甚近，资格、经验必斯真确”，通告“呈请更名冠姓改籍事件一律暂行停办，俟试验知事报名截止后照旧办理”[6]。由于资格和实际出身对考试影响比较大，旗籍考生以旗民身份应考，不免惴惴。 （三）旗民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依托于八旗制度之上的旗民社会生活方式迅速地发生改变。各地旗产、营产的清理加速了旗民的社会流动，因之产生的新的居住方式和满汉通婚现象的普遍，改变了旗民固有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带动了旗人对婚姻、礼仪、居住、教育、就业和社会交往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方面，他们改取汉族姓名以适应新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积极要求脱离旗籍，改易民籍。辛亥以前，旗人各种活动一贯受到旗籍的限制，民国成立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出台，其第六条规定，旗人“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此后，旗人易籍现象逐渐增多。贺济臣，“原系正蓝旗满洲驻防荆州旗人，共和后归入湖北江陵县江夏民籍”，1918年11月（民国七年十月），贺济臣致函内务部称，“自前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后，将父母迎养在京，迄今二十有五年。宣统三年四月，丁外艰，已将先严灵柩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宛平县所属八宝山矣。何可弃之携眷南旋，应请改入宛平县民籍，以便随时祭扫”[7]。 民初旗人冠姓、更名、改籍的原因不尽相同，如子女教育、祖先祭祀、婚姻关系、居住格局、就业选择等，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和旗人特权社会的崩溃。 二 民初旗民的冠姓、更名、改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首先，团体化特征明显。辛亥以后，时局的深刻变化引发了旗民更名、改籍高潮的出现。根据现存内务部相关档案，自1912年至1919年，旗民呈请冠姓、更名、改籍的活动持续不断。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旗民呈文集体申请，表现出明显的团体特征，仅在1913年和1914年的两年中，以团体形式出现的申请大约有10余次，表1依据1913年及1914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的有关文书档案，对两年间人数较多的集体申请进行统计，藉以佐证。
其次，公职人员为数甚多。在申请更名、改籍的旗人队伍中，公职人员尤占多数，包括军警、地方官员、学校教员、公职部门办事员、驻外领事等。以顺天府为例，1912年6月，呈报内务部改籍的31名旗民中，100%为公职人员，其中有官员诸如候补道、知府、知县、通判、军医司二等禄事等[8]。其他年份、其他地区申请冠姓、更名的旗民也多以公职部门为多。自1916年1月至12月间，内务部档案中所载18个旗民的相关档案，仅有1人未明确职业身份，其他17人均任职于公职部门，达94.4%之多。长期以来，由于八旗制度的窒碍，旗人不事生产，多以当兵为业。民国建立以后，许多身无所长的旗人只得选择相对擅长的军警职业，出于工作的便利，军警冠姓、更名、改籍者远远多于其他行业。表2粗略统计了1912至1919年间（1915年缺）军警申请改籍的状况，可窥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