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作 者:

作者简介:
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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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漕运被称为“天庾正供”,是保证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渠道,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朝咸丰以后,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一向以河运为正途的漕运,转而以海运为主要的方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其社会影响,学界已经做过诸多深入的研究。但义和团运动对晚清漕运的影响,仅就笔者所检索的资料来看,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清末漕运以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为主体,山东、河南及江北的河运为辅。光绪二十六年,江苏漕粮共应交漕米772814石零,外加各种耗米84096石①。浙江则共计起运漕米502250石8225②。按照以往惯例,这批粮食分别交由沙船及轮船招商局承运,从二月初起,分批起航,由海道运往天津交兑。

      如果一切正常,本年漕粮海运也就平淡无奇了。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局势发生大逆转。江浙海运漕粮于四月十五日开验,到五月十八日,江苏粮道罗嘉杰、浙江粮道郑嵩龄禀报:“现值义和拳兴,教民构釁,紫竹林一带租界,格外戒严,招商局在其境内,每日午后即不能兑剥,目前已多不便。”至五月二十九日,江苏白粮验完,漕粮则验过31起,共计平斛漕米290020石。因东浮桥为兵团拦阻,剥船无法上驶;紫竹林一带四处焚烧,回空船户已成涣散之势,继续验兑已无可能。浙江则称,已经验过漕粮18起,共米165271石25升,因同样原因,兑米停顿。仓场只得决定,将天津剥运及验兑活动暂行停止③。尽管清廷依然责令赶紧起运,并且声称军食孔亟,毋稍延误,“致干重咎”④,但停验已不可避免。

      直隶总督裕禄也同期上奏称,因日军将租界老龙头浮桥封钉,派兵驻守,致使剥船不能越渡。他请求将未经剥运之米存储招商局天津栈房。在上海的未运米粮暂存上海栈房,等下届附运。但江浙两粮道未经请示即离开天津,招商局也被洋人占领,栈房内所存之米情形如何,无从探询⑤。次日,裕禄再奏,天津米价日昂,拟将招商局津栈之米平粜,沪局存米30余万石,应设转运局,由水路运至清江,再陆运至德州,然后河运至津⑥,可见情况之紧张。

      海运不通,清廷又重新规定,战局既开,宜筹粮食,命刘坤一在清江浦设转运局,委派前福建兴泉永道恽祖祁采买各处粮食,由内地水陆分运到京,所需脚费准作正开销。别的省份也应一并设局采运⑦。经各省讨论,决定由江苏筹银15万两,安徽10万,江西、浙江、湖北各12万两,湖南3万,广东30万,广西4万,共98万两,或采买或解银,分批运京⑧。不久,恽祖祁采买糙米10万石,而江苏解京饷银中,江宁藩司的13万两,江苏藩司的20万两,两淮运司的12万两,共计45万两,也准备由恽祖祁一并押解。

      清廷本来是命各省设法多运粮食运京,以供军食,不料事情态势发展太快,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出逃山西。八月十四日,清廷要求将漕粮改解山西。刘坤一奏称,除江北漕粮已经抵达山东的可转运外,另在清江设立转运局,先行购米20万石,其中10万石为直隶赈济之用,10万石解交付行在,赶运山西,并特意将白粮400石交参将蒯德浦先行起解。至湖北附运10万石米粮,“一俟交齐,亦由恽祖祁妥速成起运”⑨。这些粮食均于九月十八日赶抵临清,十月二十九日由山西委员一律验过⑩。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称,山西大旱,粮价昂贵,“又值恭奉慈舆巡幸太原,扈从兵夫云集,需米尤多”,江北漕粮已运至山东德州,由德州起运至获鹿,设局转运入晋,运道较捷。但漕船进入山东后,大雨时行,兼以北路军兴,南来援兵及军火器械粮饷皆由运河,漕行更多稽滞,希望朝廷能拨款修河(11)。

      山东在要钱修河的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漕运总督松椿也开始叫苦。他们开列出“五难”:此年江北河运漕粮共有漕粮145000余石,每石需布袋1条,制办不易,其难一。每10石需1车,约需大车14000余辆,无处招雇,其难二。即使能在德州雇车数百辆,辘轳转运入晋,每次往返约20余日,非数十次不能竣事,需时太久,其难三。车价即需银数十万两,其他尚不在内,无处筹拨,其难四。旧漕开办在即,粮道不能遽回,必致贻误,其难五。他们主张将江北漕粮在德州候直隶派员验收,搭放军米,粮道恽祖祁则率空回南,接办新漕。清江转运局除拨运直隶赈米,尚有10万石应行运赴行在备用,“惟圣驾是否幸陕,尚无确信,此项米石如用轮运鄂入陕,劳费较省”。当然,所有问题都须“候训示遵行”(12)。

      几天后清廷给出答复,江北河运应拨山西、直隶赈灾之米,仍由恽祖祁运至德州交付,其余10万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20余万石,一并取道汉口,由襄河运赴行陕西(13)。但袁世凯表示,直隶需米待赈,河运本系借黄济运,现在临近霜降,黄河水枯,米船难以浮送。刘坤一则主张,在运费项下提银20万两,抵米10万石,由直隶就近采买,由汜水等处折回米石,令恽祖祁酌量情形,连同奉饬由襄运陕之10万石,一并运陕(14)。

      山东本年交米291930石8611(15)。湖北本应照常折色,但朝廷要求仍运本色3万石,结果湖北回奏,上游岁仅中稔,各路商户咸赴下游购运,米价昂贵。以前湖北每次都按2两18核销脚价,此年要加至2两48(16)。湖南以前系将折价交顺天赈济,因情况变化,也询问是否需采买米石,解运进京(17),但事后并未举行。至于安徽,在经过上一年的口头承诺后,本年依然声称,起运本色困难极多,只能折色。考虑到江北与安徽的关系,他们派署试用道张毅前往山东德州一带设局,派员协助江北转运,“辘轳转运”(18),也算是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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