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领袖风范与君子人格 ■ 耿云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7 （原文约6000字） 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依托。《新青年》同人差不多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思想成熟的青年，同他们一起奋斗。是蔡元培先生把他们聚拢到一起，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枢系统。蔡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成了他们衷心拥戴的精神领袖。无蔡元培，便没有新北大；无新北大，就没有一大批新人的聚拢，就没有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器局大，识见远”，亲贤任才，放权让人做事，而自己挺身负其全责。这是很伟大的领袖风范。蔡先生的领袖风范，基于他的伟大人格的感召力。其为人外圆内方，待人敦厚，助人为乐；而在大原则上，正气凛然，毫无假借。在混乱的世局中，以“有所不为”，而能“大有所为”。他一生两袖清风，人人信其高洁。蔡先生的人格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人格教育，加上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足为后世垂范。 科举制度废除后私塾与塾师命运散论 ■ 杨齐福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 （原文约10000字）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作为其附庸的私塾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巨大的挑战，而大量私塾塾师的耕读生活也从此被打断，他们顿时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不知所措。为了应对生活的困窘，大多数塾师被迫另谋生路，或进学堂做教员，或因势利导去经商，或远涉重洋去留学。尽管废科举给私塾造成一定冲击，但私塾仍是广大乡村中教育的主要形式，不仅塾师赖私塾得以继续生存，甚至还吸引不少新学堂毕业生加入其中。废科举后私塾仍然得以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近代新教育的先天不足、私塾教育的乡土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韧性都为私塾存在提供了适合的土壤。私塾和塾师在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猛烈冲击下，仍然继续自身的历史表演，并以其极强的乡土性和适应性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凸显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回眸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并可发现传统私塾教育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需要重新发扬光大。 晚清“自由”语词的生成考略 ■ 胡其柱 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政治学系 《中国文化研究》（京）2008.夏 （原文约17000字） 19世纪上半叶，传教士用“自主”或“自由”对译“freedom (liberty)”。但在此后几十年里，他们或许因为“自由”语词的传统消极色彩，更倾向于使用“自主”一词，而且多表示一种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权利。大约1880年前后，黄遵宪受日本自由民权言论熏陶，第一次在民权意义上对“自由”作了界定，可惜没有受到国人重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黄遵宪和严复著作的流行，“自由”才逐渐压倒“自主”等语词，成为朝野士大夫热衷讨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其中，严复第一次提出了中文“自由”概念的经典定义，并第一次将“自由”语词提到了话语表达的核心层面，奠定了现代“自由”语词的基本形象。梁启超是严复“自由”语词的主要继承者，他融合严复与日本学者的“自由”界定，以自己清新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构建起了现代“自由”话语的基本框架。到20世纪初，“自由”语词终于得到了广泛使用。 从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 朱荫贵 复旦大学历史系 《史林》（沪）2008.3 （原文约16000字） “官督商办”方式包含了官商结合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商人出资、官为扶助、商权较大的“商事商办”；一种是商人出资，但管理和经营权均被官或官方色彩浓厚之人控制的“商事官办”。这两种方式是可以转换的。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事件即反映了这种转换：1885年前唐廷枢、徐润经营时期的招商局处于“商事商办”阶段，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任督办则是招商局转入“商事官办”阶段的标志。发生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是官对商的不信任。而在此之前，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商人团体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就已经和清朝官方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隔阂与矛盾。盛宣怀入主招商局这一事件反映出，统治高层对商人还存在相当大的蔑视和成见，此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尚未奠定，可以说这也是导致中国早期工业化障碍重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迅速发展之原因分析 ■ 杜志章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汉论坛》（武汉）2008.8 （原文约9000字）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弘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及其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16—19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那些非传教士西人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此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频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 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08.5 （原文约7000字） 《纽约时报》是19世纪中期创办的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该报多次报道上海的电稿，为我们体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纽约时报》留下了上海人口增长的记录；它报道了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反映了第二、第三产业向上海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普及。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和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特权，《纽约时报》大唱赞歌，并不遗余力地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列强辩护，体现了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承认上海有苦力、有骚乱和刑事犯罪，揭露英国人的贩毒活动，但对于同在上海的本国人的鸦片贸易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纽约时报》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是不大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