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日文化交往视域中的皖人与日本

作 者:

作者简介:
舒习龙,副教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淮北 235000)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在晚清中日关系的历史场域中,皖人和其他省份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官方到民间,皖人同日本各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围绕皖人这一群体,着重就中日建交初期皖人与日本的交往、杨文会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皖籍留学生与日本四个方面,初步梳理皖人与日本交往的主线,并对皖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中肯的分析和合理的评判。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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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43043—08

      在晚清中日关系的历史场域中,既有国家层面的交流和斗争,也有地方层面的交流和融合;既有战争,又有文化交流和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往的研究对国家层面的交流和斗争论述颇多,而对地方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研究尚嫌不足。随着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史研究由“面”向“点”铺开,横向开拓、纵向挖掘将是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史着力的主要趋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围绕皖人这一群体,着重就中日建交初期皖人与日本的交往、杨文会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皖籍留学生与日本等四个方面,初步梳理皖人与日本交往的主线,并对皖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中肯的分析和合理的评判。

      一 中日建交初期皖人与日本的交往

      作为皖人,李鸿章在中国同日本建交和派驻公使赴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李鸿章的屡次建言和条陈的基础上,中日之间才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外交关系。须知,在当时朝野上下绝大多数人仍将“华夷之辨”作为“春秋大义”的背景下,同“小邦”日本订立平等的条约,是需要勇气和识见的。而李鸿章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开启中日文化交流的大门,诚可谓皖人的骄傲。

      中日建交初期,国人去日本的机会逐渐增多,其中有确切姓名可考的皖人有3人,他们有的是以私人身份去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有的是以使馆随员的身份去日本处理外交事务。在中日建交的草创时期,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19世纪晚期中日文化艺术交流上,胡璋无疑对当时的东瀛艺坛产生一定影响。胡璋,字铁梅(1848—1899),安徽安庆建德(今东至县)梅城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胡正通晓诗古文词,精通绘画,游粤时曾入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父胡寅曾随胜保赞军务。胡璋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又得祖父绘画真传,成年后专攻书画,时人以郑虔三绝看待。1878年,胡璋第一次赏游日本,润笔极丰,受到日本画界的赞赏,遂声名大振。日本国王以胆瓶求他绘画作色,画成后,国王爱不释手,钦赐金牌,予以奖赏,此后日本国学子从他学画的日益增多。① 在日本期间,与日本书法家北方心泉交往。北方心泉(1850—1905),出生于金泽市内常福寺(东本愿寺派)内,为住职北方致风之三男,幼名佑必,字心泉,号月庄、小雨、云进、文字禅寺室主人、听松阁主人、忆松阁主人等,为近代日本著名书法家。1899年胡璋亡于日本,遗命其子将他安葬于日本神户。北方心泉为其写有墓志,碑文正面刻有“清江南名士胡铁梅先生墓 辱知心泉迂衲谨书”,背面刻有“明治卅二年十一季建”字迹。其中“辱知心泉迂衲谨书”可译成“愧为挚友之愚僧心泉谨书(此碑)”②。

      早期驻日使馆的随员也在官方层面同日本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文人学者,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外,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日本的调查研究和文化交流上,其中就有皖人陈家麟和孙点,他们在日期间的工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陈家麟,安徽六合人,曾在李鸿章幕府做过幕僚。1884年,随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去日本。在日期间,原拟写一部全面介绍日本的通志,由于才识、资料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只是广征日本报刊、报表、公文、史籍等,并参以见闻编成《东槎闻见录》。全书共四卷,仿地方志体例,首叙日本之四邻、历史,次及经纬、气候、时刻、山川、形势、沿海、田地、建置、都会、户口、物产、车船、名胜等,再次及官署、皇统、亲王、将军、世系、华族、历史、政治、官制等,最后叙姓氏、时令、人情、风俗、街市、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祭祀等。该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社会风俗都有较全面的记载,但突出日本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介绍,具有“详今略古”的特点。在卷首前言中,陈家麟还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认为“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费汉学,改刑罚,造纸币,加赋税,以及用人、饮食、跳舞之属,此弊政也”。③ 可见,其思想既有开新的一面,又有守旧的一面,代表了刚刚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东槎闻见录》中专设货币一章,简略介绍了日本货币的沿革史,指出日本国内以使用纸币为主,仅十钱、二十钱以下的辅助币才用金属币;又专设银行一章,介绍日本“银行之设始于明治五年十一月五日,官定国立银行条例,九年八月一日复行厘正。至是争相开设者竟至一百五十余家,然各银行散处一隅,同业者未能互相联络,故金货银币时有壅滞之尤,于是政府摹仿欧洲各国之制设一银行于中央使各小银行隶属之,名曰日本银行,流通货财以便商贾;其后日商又复禀明政府在横滨设一行专供贸易往来兑换等事”。他认为银行相当重要,“数年以来,商业之兴实因乎此”,并摘录了日本国立银行条例目次。《东槎闻见录》还记载了日本的文化与风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处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文化的共同和差异。如他记载日本店铺的招牌大多用汉字书写,有的一看就能明白,如书铺曰“汉和洋书”,茶铺曰“御茶”,照相馆曰“写真处”等;有的名词却让人难以理解,如成衣铺称“万物仕立所”,钱铺称“两替屋”,布店称“吴服太物类”,船行称“诸国万间屋”等等,“营业如是者,指不胜屈,询之日人,亦未能详述其理”。④ 书成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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