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0051—16 一 序言 武昌起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局面正处于急遽的新陈代谢中，为了主导这个过程，诸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竞争。由于革命本身缺乏市民阶级的参与，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形成能够主导时局的政治势力，使得这种竞争更显复杂。当然，最近的一些研究对参与民初政局的诸势力都进行了再考察，民初政局的轮廓已经大致显露出来，特别是当国民国家建设理论应用于民初政党政治，将1910年代作为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前奏进行认知，将民初政局作为国民对于共和制热切期望的一种政治实践来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以话语空间为中心的考察，进而揭示各政党的政治构想及其竞争机制，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① 从此立场出发，对民初梁启超的政治构想和实践的深入研究或可赖此而展开。② 梁启超以自身独特的国家建设构想为基础，在建构话语空间以及影响政局方面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他的英国式宪政理论与政党政治构想进行再评价，或可对民初政局作出新的解释。 本文围绕民初梁的国家建设构想，将考察重点放在其造成的影响方面，特别是将通过对其中坚政治理论的研究，尝试对民初梁的政治构想与实践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同时还会涉及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造成的话语空间之性质，兼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来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意义。 二 民初梁启超的“强有力政府论”：中坚政治论的提出 1912年10月8日，在全国的欢迎与期待中，梁启超回国，开始真正地参与共和政局。1912年4月，他在中国建国方针里，发布了以强有力政府论与保育政策为核心的政局构想。这“强有力政府论”的涵义并不简单，隐藏着他对现实的解释及关于政局的长期构想。故此，“强有力政府”论可作为理解民初梁启超政治活动的关键词。 首先，梁启超提倡强有力政府论是他对现实认知的反映。梁启超素有以国家主义来解释世界格局的立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国家机构解体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弛废的危险状况，因此他认为必须恢复政治权威，维系社会向心作用，强化国家和国民的有机关系。他主张，首先是建设强有力政府，保育未成熟的国民。但他特别强调，只有通过以议会和政党为中心的政党内阁制，才能达到这种目标。 表面上看，“强有力政府论”，不过是先建立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政府以此对社会实行积极干涉政策。但梁氏的用意在于，必须承认议会的政治中心作用，并强化行政系统的独立性。因此他主张责任内阁制，同时，强调政党之间健全活泼的竞争。他认为建设政党之间的合理竞争体制，就是恢复政治的向心作用，进一步祛除当时政局不安定的因素。这种主张确是梁为了应付政局，按照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共和政体而提出的。③ 虽然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对借国会进行权力竞争寄予很大希望，为确保主导共和政局，诸势力之间的竞争自是非常激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之前，革命派从牵制袁世凯的角度出发，考虑采行政党内阁制。以宋教仁为中心的稳健派，相信以政党内阁制与议会政治并行，能够实现共和政体，他们成立国民党，积极准备国会议员选举。其他反国民党的旧官僚和以立宪派为中心的势力也非常活跃，他们虽然接受共和政体，但为了对抗国民党，一方面通过诸政治团体合并，热衷于建设大政党；一方面以国家主义为号召，通过拥袁，积极参与与国民党的竞争。 梁启超所设计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当时的政局结构，这在他有关共和党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他说：“共和党乃集稳健分子，舍破坏而图建设，党基既建立，渐引国人入政治轨道，使寡人对（专）制之现象，无一发生。”④ 他的想法是聚集非革命党、非旧官僚中的“稳健”势力，“建设”新社会，以此防止共和政治的破产。同时梁启超依靠这些论述，也给立宪势力提供了参与政治或者拥袁的理论依据。 但参与宪政的所有势力并不是单一的势力群体，支持梁启超的诸势力之间也存在相当分歧。与梁的希望相反，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就难以统一。正因为立宪派本身涣散，而且对局势及对袁世凯的评价各异⑤，梁启超要统一各种政治势力，需要一定的理论和组织，这成为民初梁启超的参政方式及后来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共和政论并不突兀。武昌起义以后，他一直在努力建构他的立宪思想，这也是以他旧有“开明专制论”为中心，重新解释“共和政治”而形成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国家建设初期，由于民智幼稚而无坚实组织，国民还没有达到运作议会政体的水平时，一定需要依靠以强有力的道德主体为基础的开明专制政治。⑥ 回国之后，梁启超对于中国共和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悲观的。袁氏民国靠外债度日，国内各业千疮百孔，⑦ 加之一年以来，共和政治所显现出来的幼稚性，尤其是当时越来越严重的分权化倾向等因素，动摇了民国的基础，“国体已定共和，可是没有伴随的变化”，所以“只是名称上共和国，没有具备实质的变化”。⑧ 作为共和政体的最小前提，具有公共道德的国民与社会，在当时看不见一点端倪。⑨ 这是梁氏深为忧虑的，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对共和政体的怀疑。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