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

      一、人口压力说与问题的提出

      土地关系主要由人地比例和土地分配两部分构成，而尤以前者为基础。也就是说，“农民的生活程度高低，须视所种田地的多寡以为定，而能种几亩田地，则又依人口的密度为转移。”①

      清初以降，人口数量猛增并深刻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国民生活，因而备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检索清代康熙朝以降的言论，清代和民国时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乃至无法满足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共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指出：“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三年后他又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田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② 乾隆年间洪亮吉发出的感慨，更是人所熟知，无须重述。③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尔萨斯人口论广泛传播，关于人口的社会舆论更加热烈，普遍认为人均耕地不足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托尼说：“中国农村问题虽则千头万绪，其实却极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够养活这一批挤在土地上的人。”④ 翁文灏认为：“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压迫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程度。”⑤ 费孝通断言：“中国农民的贫穷，基本原因是现有耕地太少，有没有耕地权还是次要问题。”“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断地增加，每个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积，一代小一代，总有一天他们会碰着这被生理决定的饥饿线。土地既已尽了它的力，挤也挤不出更多的粮食来。”⑥ 房师文甚至将人口压力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社会动荡联系起来：“人多而富源少，生活标准低落，人口密度过庶，中国之所以沦于半殖民地位，民贫国枯，纷乱连年者，其原因固多，人口密度过庶，实其主要之原因也。”⑦

      1949年后，刚从战争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压倒一切，很少有人再敢提人口压力，随之人口数量以空前速度窜升。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从严峻的人口现实回溯历史，又接续了原来的言说，近代人口压力日益紧张、耕地严重不足的观点重新占据了论坛，人口过剩甚至成了人口压力的代名词。我也曾撰文申述此论，呐喊助威。⑧ 不过，主流喧闹之中也有少数学者发出了稍许不同的声音。如吴承明不同意人口日益增加、耕地越来越少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耕地和人口都处于增长趋势，只是人口增长比率快于耕地增长，1873—1949年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6.7‰，耕地面积增长率为3.4‰，“这就必然发生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不过在近代，以20世纪30年代为准，“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重”。⑨ 章有义更认为，耕地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1851—1949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9‰，耕地增长率为3.00‰，人均耕地由1851年的2.47亩增加到1949年的2.65亩，然而如果与1812年2.87亩比较，人均耕地仍是下降的。与吴承明一样，章有义也指出，这时人口压迫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严重。⑩ 尽管如此，吴、章二氏并未否定人口压力的存在。美国学者李中清等人倒是对人口过剩论发起挑战，但其主要以批判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现实性抑制”为旨归，论证中国人口集体控制行为的现实，而没有从人地比例关系角度进行探讨。(11)

      总之，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笼统模糊，即便是对人地比例的增减趋势这一基本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关于人均耕地多少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现有耕地能否满足，如果不能满足，还缺多少耕地等问题，更缺乏明确而深入的研究。由此看来，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尤其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范围固然全国最好，但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区，有了不同地区的结论，自然不难形成一个总体判断。本文仅就冀中定县（今河北定州）做一初探，原因不为其他，主要是这里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它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区域，或许能说明一定范围尤其是华北平原的情形，也希望借此引动其他地区的研究。

      二、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趋于紧张

      理清人地比例，是判断人口是否形成压力乃至过剩的一个重要前提。根据清初到民国时期有关定县的人口、耕地资料，制成表1：

      

      资料来源：［清］宝琳：《直隶定州志》，1850年刊本，卷20，“政典·赋役”；［清］黄彭年：《畿辅通志》，1884年刻本，卷96，“经政三·户口”；《民国八年中国年鉴》，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年影印，第959页；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121—122页；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第437页；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1937年4月，第474页；冯华德等：《河北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4月，第452页。

      说明：1.总耕地亩数原为定县税地小亩，1小亩等于0.9208市亩，本表按此折合市亩。2.定县城内住户有70顷地没有纳税，本表将此算入。3.原资料没有1672、1733年耕地面积资料，以有关定县耕地面积最早的嘉庆十三年的数字代之。4.康熙、雍正朝特别是康熙朝人均耕地较高，这一非正常现象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京畿一带首当其冲，大批农民或惨遭屠戮，或背井离乡，导致人丁骤减，康熙、雍正朝定县平均每户为2.3口、2.9口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人均耕地较高，但可以断定多是无人耕种的荒芜土地。5.据李景汉调查，1933年全县有1287851亩（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4页），但这一数字主要是农作物种植面积，并未包括所有定县耕地；另，甘布尔统计，1930年代初，定县共有土地1424931亩。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