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流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进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了一批企业集团。在这批企业集团中,通过调拨内部资金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展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这批企业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企业集团内的资金调拨流动虽然方式不一,但本质上都是中国近代企业在严峻内外环境中的一种“自救”“求活”的方式。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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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F2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6-0121-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是一段重要的时期。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和随之外国资本的争相涌入,使得晚清和民国政府都不得不放开此前对华商兴办工商企业的限制,转而实施某些“恤商惠工”、“振兴工艺”等鼓励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制度,由此,创造了与此前相比较为宽松和优越的内外环境。此后,在与外来经济势力进行“商战”、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社会潮流的共同作用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种种因素导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的迅速兴起引人注目。

      关于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少关注企业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资金调拨流动,很少关注这种调拨流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兴起间的关系,更没有专文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关联企业间的资金流动,特别是企业在形成集团进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企业内部普遍存在资金的调拨流动。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绝非偶然,它是中国近代企业生存环境依然恶劣的反映。这种环境迫使企业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动员一切资源进行抗争,以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的内部资金调拨流动,本质上是企业“自救”“求活”的无奈之举。

      一、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流动调拨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现象,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一直存在。

      晚清时期中国兴办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大多有盛宣怀调拨的资金在内投资,用1900年3月盛宣怀奏折中的话来说,是盛宣怀筹集投资这些企业的商股资金,也就是“臣兼管之上海纺织总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通商银行所集商股,即是船电两局之华商挹彼注此,盈虚酌剂”②。也就是说,通过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这种手段,盛宣怀很快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营造了一个被美国学者费维恺所称的“经济帝国”③。

      对于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和创办其他企业,“挹彼注此”“盈虚酌剂”这一点,盛宣怀并不隐讳。1906年,他在给张之洞的信中有进一步的说明:“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④ 盛宣怀在调拨这些资金时的特点之一,是大权独揽,基本上一人说了算。对此现象,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凡轮电两局,每岁支拨动辄巨万,京卿(盛)专主为之,一纸札下,速于敕令,不闻商之于各股商也。”⑤ 经元善的看法则更为典型,他认为盛宣怀是利用投资进而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达到“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⑥ 的目的。但不管盛宣怀的目的为何,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也就是盛宣怀通过资金关系形成的企业集团中,集团内部普遍存在资金调拨流动现象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说,晚清时期盛宣怀通过调拨企业内部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最终形成企业集团,带有为自己扩大势力,在清廷中占据有利地位色彩的话⑦,那么,晚清及其之后的时期中,民间出现兴办企业热潮并逐渐出现企业集团,更多的却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的需要。这里,张謇调拨大生纱厂的资金投资兴办其它企业,逐渐形成大生企业集团的事例,就是明显带有“自救”“求活”,争取生存发展空间色彩的典型一例。

      晚清状元张謇在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获利后,从1899至1911年间,又在南通集资创办和投资了27家企业,资本额累计达399万元之多⑧。投资这些企业的资金,按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謇之营通州各公司也,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⑨,也就是调拨大生纱厂的公积资金所进行。针对有些股东对张謇“以(大生)厂公积营他公司者”的议论,张謇很坦然地表示“事则诚然”⑩。

      表1是1922年时大生纱厂的资产负债表。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1922年时,大生纱厂的总资产1242万余两中,投到盐垦公司133万余两,为张謇所办地方实业和地方公益事业的垫款项目为175万余两,加上其他各项调拨的项目资金款,总数竟达473万余两之多,达其固定资产的92%,占其资产总额1242万两的38%。

      当然,张謇调拨大生纱厂资金进行投资,有其深层考虑。这一点,1922年大生纺织公司查帐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就有所透露:“……南通实业,咸肇始于大生,故其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咸认大生为主体。而大生自开办以来,历二十三届,届届获利,在事者初不料一蹶之来,遂至不振。外间传说大生之厄,厄于垦,其实各垦欠大生往来银一百数十万两,今已逐步收回不少。两年以来,营业垫本之需,方恃垦收租花以资周转。盖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此明证也。”(11) 从这份报告书透露的内容来看,大生纱厂开办以后,因其届届获利,故而成为对内对外经济往来的主体,且因在盐垦公司上投资较多导致外间认为盐垦公司是拖累大生的“厄”。但在遭遇危机之时,大生纱厂反过来却需要依靠盐垦公司“收租花以资周转”。

      

      该报告书透露的“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的说法,正是反映了张謇调拨大生纱厂资金投资其他企业,“兼营农工商”,逐步形成企业集团并“较易求活”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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