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8）－03－0082－11 一百一十年前，戊戌变法以短暂的历史悲剧落幕了，而它在文化上的影响经久不衰。研究者在评论其时代与思想的局限性时，也当对其学术基础给予必要的关注。学术是思想之本源和基础，较之辛亥及五四新文化，戊戌新文化呈现出以旧开新的特色，启蒙思想被包裹在厚重的传统学术外衣中，而儒家仁学尤为其中的主色。梁启超谓乃师康有为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① 而谭嗣同的《仁学》更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仁”为儒家“三达德”之首，又是“五常”之本，自商初已成为德行之一。儒学宗师孔子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总范畴，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并强调“仁者爱人”，其对象广涉五伦、家族乃至全社会，仁成为儒家的道德准则。孟子倡导仁政，进一步开掘了仁的政治意义。于是乎，仁学成为治国方略，贯通于内圣外王。儒家仁学几经衍变，代有更新，也不乏践履笃行者。仁学在近代有所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践履，但又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目前虽有少数论著涉及清末仁学，② 而其衍变脉络及思想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以戊戌思想家为例，就此论题抛砖引玉，以期冷静地反思儒家仁学的近代命运。 “内仁外礼”的融通 “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又是其推崇的施政纲领。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践履仁德？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甚至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 在先秦，德性之“仁”与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在理论上贯通为一，形成所谓“内仁外礼”的儒学结构，但后世儒家事实上有所偏重。在漫长的专制时代，仁政多流于空谈，礼治也往往疏离了仁的本质，儒家对仁学的建构仍偏中于道德领域。 宋明儒家把“仁”作为心性本体和理想人格，在孟子性善论之后进一步发掘其哲学价值。朱熹云：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而“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节也。”④ 在这里，仁与礼分属心性和人事两个范畴，其接榫之处唯有“天理”。在程、朱看来，人有养成仁德的本性，“天理”则是仁的外在体现，也是社会现实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宋儒所谓“天理”体现为传统的人伦规范，故朱熹强调：“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⑤ 他们一方面大讲性善、仁心，另一方面则将“天理”与世俗生活对立起来，导致作为“天理”本原的“仁”与作为践履途径的“礼”大相径庭。撇开一些假道学家不说，仁学的异化现象往往是宋学家始料未及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忽视了践履仁德的社会性。个人虽可独自修身，而道德规范的落实则不能忽视社会需要和可行性。许多宋学家不能从本质上将德性之仁与外在之礼贯通起来，于是乎，他们标榜的“内仁”多流为心性空谈，而“外礼”也衍变为封建礼教。 清代汉学家对宋学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戴震洞悉仁学的异化现象，不仅指斥宋学家“以理杀人”，揭露“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性，而且进一步阐释仁德的本质，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⑥ 他使仁落实于日用饮食之中，张扬了人道主义，冲击了有悖“生生”的道德教条。戴震之后，汉学家对仁的阐释明显增多了。凌廷堪在嘉庆初年指出：“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后生礼。故仁义者，礼之质干；礼者，仁义之节文也。夫仁义非物也，必以礼焉为物；仁义无形也，必以礼焉为形。”⑦ 这实际上涉及仁、义与礼的关系问题。仁、义是礼的本质，而礼则是仁、义的外在体现。这种阐释意在贯通仁、礼，回归孔孟儒学的本真，体现了对宋学礼教观念的调整。 朱子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时强调：“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⑧ 针对为仁者必“胜私欲”的说法，汉学家阮元认为“克己复礼”是古语，“己”在古代不指“私欲”，而宋儒误解了孔子。他指出：“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尝有己身私欲重烦战胜之说？……以马注申之，克己，己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⑨ 在阮元看来，“克己复礼”的“己”只是“人、我”对应之词，并不特指“身之私欲”。所谓“克己复礼”也只是约己修身，而非否定己私。俞樾认为，孔学“重在救偏，不在去私”，而救偏的途径就是礼。他也认为：“‘克己复礼’者，能身复礼也。”⑩ 俞樾像一些学者那样训“克”为“能”，并将“克己复礼”与“为仁由己”统一起来，肯定己身的意义。晚清汉学家的训释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也为仁学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孔子讲“道不远人”，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11) 较之宋学家偏重仁的心性修养不同，清代一些汉学家在关注人生礼俗的同时，也兼顾仁学的社会践履。仁是阮元儒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他汲取戴震之学，重视仁为“生生之德”，而且彰显了仁的践履性：“《中庸》‘仁者，人也’。郑康成读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齐（斋）居，瞑居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12) 从“相人偶”的原意出发，他主张在社会关系中践履仁：“一介之士，仁具于心，然具于心者，仁之端也，必扩而充之，著于行事，始可称仁”。(13) 阮元所谓“行事”尤偏重于“孝弟为本”的人伦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