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4-0036-10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严格地说是五四前后随着经历了欧美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大批回国和西方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的。此后，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的显学，并构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正因如此，学术界在研究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时，往往忽视晚清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晚清时期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思想家将其损益改造后应用于政治实践，这长期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败得失，发人深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本文以严复、梁启超等早期自由主义者为典型，以晚清时代为断限，探讨自由主义思想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构想和实践，揭示其成败得失和理论误区。 一、自由主义的引进及其在晚清社会的共鸣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劈首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专集之一,1 确实，当中国惨败于一直被自己轻视的日本后，第一次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难以立足于世界的屈辱感。于是，社会变革的步伐骤然加快，学习西学迅速跃升至意识形态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被引进中国。 从思想理念上引入自由主义，当首推严复。 1895年2月初，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批评洋务派引进的“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什么是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呢？“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然而，表面看来，此二者与中国的文化政教并不背离，为什么中国学习的效果不明显呢？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2]2 严复高出同时代人物一筹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了西方器物的先进、制度的发达完备，离不开人的自由。既然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其“自由”，那么，中国自然应该引进学习。严复进而指出：“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2]27 戊戌期间，严复还发表了《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本，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23 的精辟论断。此后，他依然致力于系统地译介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自由主义的三部重要经典著作：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书名为On Liberty）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都是通过严复的翻译进入中国的。以此，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3]卷首编序,15。 19世纪末，西方的自由主义正处于传统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交替的关键时期。这两大流派在晚清中国均有反映：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新自由主义，均被引进，但总的来说，发挥支配作用的还是曾经作为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有力武器的传统自由主义。其基本理念为：1.以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为核心，认为政治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天赋权利，为此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利；2.强调政府的建立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国家应实行代议制民主，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3.为了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主张减少政府职能，国家奉行放任主义政策。另外，新自由主义尤其注重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这在晚清也有一定的影响。可见，西方的自由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平等精神和崇尚民主的价值核心，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多坚信任何制度和政治结构都具有趋于更加美好的内在倾向，自信人们有力量促使其趋于更加美好。为此，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持一种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折中立场，他们一般主张改革，反对激进革命。这些观念和信条，多为晚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继承。 当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晚清的特定国情决定了严复等自由主义先驱者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他们有所取舍和侧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表达更多是通过译作这一载体来进行的，其译作中通过话语的选择、思想的强调、词句的增减等翻译方式表达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独特理解，其中不乏对西方自由主义所作的改造、发挥和损益。下面揭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特色。 首先，严复自由主义的一大特色是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他不是简单地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力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融入其自由主义思想之中，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他指出：“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日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大学》挈矩之道，君子所以恃以平天下者矣。”[2]132 可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期望一定程度地克服西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色彩，建立一个和谐、自由的社会。这也预示着严复的思想中的某些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因素，当然，严复对自由的这一理解是真知灼见，还是偏颇的误解呢？笔者将在后面论述。其次，强调个人自由，也不忽视国家的自由，这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又一特色。他说：“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2]3 可见，他把国家、民族的自由看得同等重要。严复在此明显是受到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最后，综合严复在晚清时代的各种著作，可见其自由思想也包含着激发国人奋发图强挽危图存的现实用意。他在《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来激励国人竞争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晚清时代风靡一时。总之，严复并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侧重和发挥，这既体现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挚爱，同时也是一种不迷信、不盲从的思想自由精神。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修正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的结果是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