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轶旻,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别发印书馆是近代西人在上海开设的一个重要印刷出版机构。它从近代西方迫切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环境出发,直接面向西方读者,联系了一批汉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长期侨居中国从事传教、外交、贸易、教学活动的作者,将与中国相关书籍的出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当时“西学东渐”为主流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涌动起一股“东学西渐”的潮流,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与上海另两大西文出版机构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相比,别发印书馆在经营理念和出版特色上独树一帜,在其近八十年的经营时间里充当了近代中西交流的文化传媒,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6.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7-0103-07

      别发印书馆是近代西人在上海开设的一个重要印刷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刊大多与中国有关,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别发印书馆凭借自己的销售网络,将这些书刊发行到全世界,促进了汉学在近代的发展,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近代中西交流的文化传媒。目前学术界限于资料原因,尚未对其进行仔细研究。笔者借京沪两地资料之便,初步钩稽了别发印书馆的沿革和印刷、出版、发行概况,以求为近代上海暨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一

      别发印书馆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英商在黄浦滩(外滩)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Kelly and Company”,成为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① 1876年,该书店与本地另一家书店“F.& C.Walsh”合并,在香港登记注册,定名为“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Kelly & Walsh,Limited.”,俗称别发洋行。② 别发印书馆在香港注册后,上海别发印书馆即成为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但事实上,上海分公司成为了别发印书馆真正的总部,不仅主要业务均在上海开展,而且包括香港在内的其他分支机构皆受上海董事会的约束。③

      别发印书馆建立之初,董事会为公司制订的所营事业为:“在香港、上海、横滨及其他各地经营印刷、排字、铸版、出版、书店、流动图书馆、装订、雕版、印模制造及文具制造、批发及零售商,并得开设烟行,代理商行,及经销戏院及其他娱乐场所之门票,又得代理经销经营及销售乐器、图版、图版物品、图画、家具、首饰、艺术品、华美物件、戏院及其他入场券,或经营此类营业通常或可能有利经营及本公司随时决定经营或销售之货品。”④ 每年圣诞节时,别发书店的店堂里除了书刊之外,还有各种印刷品(圣诞卡、彩画、照片等)及其他商品,如相册、相架、女士化妆袋、玻璃和陶瓷工艺品,乃至箱包、书桌之类,可谓琳琅满目。别发印书馆还代理在上海发行吕宋票,一度成为风靡上海的博彩活动。⑤

      别发印书馆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努力拓展东南亚市场,上海、香港之外,在新加坡和日本横滨都增设了分支机构。上海别发印书馆最早位于黄浦滩11号(the Bund)⑥,其印刷所设于南京路12号(Nanking Rd.)⑦,名“别发印字房”。1921年,别发印书馆及书店店面迁往南京路12号的“别发大楼”(Kelly & Walsh Building)内,次年别发印字房亦迁至小沙渡路30号(Ferry Rd.)。⑧ 1928年,别发印书馆在静安寺路217号(Bubbling Well Rd.)⑨ 开设分部(Western Branch)。1934年,别发印字房扩建为别发印刷厂,迁西康路400号。⑩

      香港别发印书馆初位于皇后大道(Queen's Rd.),1905年迁入车打道9号(Chater Rd.)(11) 沃行(York Building)内。其印刷所于1903年在都爹厘街(Duddell St.)设立,1927年后撤销。香港别发印书馆所营书店又称“别发书庄”。新加坡别发印书馆设立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位于巴特雷路5号(Battery Rd.),90年代末迁莱佛斯场32号(Raffles Place)。其印刷所于1905年在奥查德路194号(Orchard Rd.)设立,1927年后撤销。横滨别发印书馆的开设早于新加坡,初位于28号地块(12),几经搬迁,至1918年迁78号地块。横滨别发印书馆未设立印刷所,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歇业。1920—1923年间,别发印书馆在汉口设分公司,位于俄租界凤阳街45号(Kitaiskaia)。

      别发印书馆1885年7月1日在香港重新注册时,股本定为135000元,随着业务扩大规模,遂添招新股,资本亦逐年增加,至1929年2月7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资本已增加至75万元,增发新股41250股。(13) 在别发印书馆草创之时,1350股的股份共为7人所认购,皆为英国籍文具商,此7人后来都进入了别发印书馆的管理层,其中布朗(Thomas Brown)一人包揽1114股,他也成为别发印书馆最早的董事(1876—1895年在任)。其他在上海董事会任职时间较长的董事有卫斯特(John West,1898—1914)、瓦尔特·金(Walter King,1913—1929,1927—1929年在英国)、威德波恩(R.W.Wedderburn,1926—1926,1925—1931年任常务董事)、顾鲁佛(Alfred Ernest Glover,1928—1950,其中1932—1950年任常务董事,并为别发印书馆在中国境内指定之诉讼代理人)、施露(John Henry Searle,1932年后)、黄檀甫(Wong Tan Po,中国人,40年代)(14) 等人。

      别发印书馆经营的繁荣,使其不断扩大资本,并逐步占据了沪上外文书业中的龙头地位,其雇员不断增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别发印书馆的经营逐渐走下坡,年出版种类基本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就别发印刷厂来说,其胶印部从1949年3月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5) 解放后,上海别发印书馆营业寥落,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6) 1953年时因无以为继而歇业。至此,别发印书馆作为一个印刷、出版机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唯其在香港的书店仍继续营业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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