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会与农业改良刍探 李永芳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农史》（南京）2008.2 （原文约12000字） 甲午战后，面对民族危机加剧和农业生产日益衰败，清政府谕令各地遍设农会。1907年7月，直隶农务总会率先成立，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到1911年为止，全国共成立农务总会19处，农务分会276所。清末各地农会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主要有：一、编辑农报，翻译农书；二、创办农业学堂；三、开办农业试验场；四、举行农业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创办农业制造所；五、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六、植树造林，并任保护之责；七、开展调查研究；八、受理调解民事纠纷。 清末农会开展的活动，在推动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宣传了农业科学知识，启迪了农民的智力，培育了农业人才，并推动了全国农学研究和农学教育的兴盛；二、促进了农业种植的改良、新品种的培育，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以及工商实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三、起到了下情上达、保护农民之责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农会组织经费支绌，加之受到官府监督、绅商控制，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 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史林》（沪）2008.3 （原文约10500字） “北洋”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1861年，清政府根据地域管辖范围，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1870－1895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被人们称为北洋势力，“北洋”成为李鸿章的代名词。此后袁世凯继任期间，结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北洋势力”遂被确指为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民国建立后，北洋人物自称为“北洋派”。1918－1919年间，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最早把袁世凯北洋势力称为军阀。孙中山在1919年的《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最早使用“北洋军阀”一词。20年代初，“北洋军阀”作为政治概念逐渐为人们所习用。30年代，李剑农等学者开始对北洋军阀进行学术研究。1949年后，北洋军阀成为全国通用的概念。 对于“北洋军阀”一词的使用，国内外学界还存在分歧，用“军阀”一词称呼1912乃至1916年以前的北洋势力，似乎难以成立。应该使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由此可以说，北洋集团兴起于甲午战后天津小站练兵，民国建立后发展到顶峰，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集团发展为北洋军阀，直至1927年败亡。 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的反思——以清末新军为考察中心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7 （原文约10000字） 清王朝的灭亡乃多种因素的合力，其中对清末新军的失控是重中之重。在人事控制方面，清廷通过频繁的人事调动来控制督抚，却忽视了军队的地方性问题，从而降低了督抚对军队的控制力。作为对军队地方化的纠偏，清廷努力强化对军队人事的控制权，却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力，反而给革命派以可乘之机。在财政控制方面，清末新军实行厚饷制，但由于中央财政困窘，编练新军的经费主要靠地方自筹，在地方财政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厚饷制无法贯彻实施，引发欠饷及减薪，动摇了军心。在军队建设方面，清政府心态过急，对新军期望殷切，对旧军裁汰过速，导致武昌起义后除新军外无兵可调。此外，各省新军因成军过速也产生了质量问题。 日本“治台经验”在中国内地的运用及其危害——以鸦片政策为中心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海学刊》（南京）2008.4 （原文约9000字） 日本占领台湾后，鸦片政策是其重要的“治台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采取渐禁政策，宣称以最终禁绝为目的，欺骗国际舆论；（2）实行鸦片专卖制度，鼓励吸食，进行瘾民登记；（3）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随着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深，日本将其在台湾的鸦片政策在中国内地推广开来，从“关东洲”开始，扩大到伪满，再由东北延至华北及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在此过程中，日本根据中国内地的情形不断调整政策，最终确立了“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战略目标，将毒化政策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国家行为。 鸦片政策在大陆的推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主要表现在：一、在中国制造了众多吸毒者，摧残了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削弱了中国抗战力；二、打断了中国的禁烟禁毒历程，使鸦片流毒进一步扩大；三、造成占领区内的农业生产条件急剧恶化，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 严复自由观再探讨 郭汉民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文化研究》（京）2008.夏 （原文约16000字） 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文章中，完整地提出了逻辑严密的、自成体系的自由观。他认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认为自由是以自治为前提的，自治能力的有无取决于民之德、智、力水平。他认为，治本之策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自治能力，从而创造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至少需要三十年到六十年的时间。戊戌政变之后，严复开始从中国理道中发掘自由传统，并改用“自繇”这样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注重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释。庚子之后，革命思潮逐渐兴起，但严复从培养自治、三十年到六十年渐进图新的角度，反对革命的急进。可以说，严复信守和坚持了以“天演进化论”为基础的自由理念，其自由观始终如一，未有重大改变，说严复自由思想前期激进、中期保守、晚年倒退，并不符合严复的思想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