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史是中国民间社会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关于秘密社会史研究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出现，这一领域也越来越被研究者重视。因此，本文尝试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能够让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一、关于秘密社会的概念 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了谋求精神寄托或生活互助，在秘密状态下结成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①中国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但学术界习惯从类型上将其分为两大系统，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在旧中国，就是一些异端的教派和会党组织，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教匪’和‘会匪’”。② 教门，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为了寻求经济互助、精神寄托或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反社会团体，③它一般有严格的内部规范和约束机制，有着独立的亚文化和经济实力，独立于正统社会又往往从事反正统社会的秘密活动，通常为统治者和正统社会法律所不容，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教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等和“道门”如九宫道、先天道、一贯道等两种。 会党，又称帮会，是一种以开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群众，崇尚忠义，以散兵游勇、江湖侠客为首领，以破产劳动者为主要成员的游民结社组织。它的产生在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发展起来。帮会的组织形式深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封建家族制度的影响。可以说，封建帮会就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建立起来的，具体而言，“帮”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以兄弟结义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④19世纪中叶以来，帮与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人们便将二者统称为“帮会”。教门与会党这两个系统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分布地区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往往发生某种渗透和融合。 二、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秘密社会史的研究，除了以往较受关注的天地会、白莲教以外，其他各种民间教派、会党组织，也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整体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论文梳理出了秘密社会的基本系统、内部结构和组织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以及秘密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活动。 (一)关于秘密教门的研究 秘密教门是秘密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他们隐秘时，藏在社会深处，不为人注意；公开活动时，就意味着被镇压与反抗，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动乱。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适宜其生存的土壤，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秦宝琦认为明清秘密教门中的“无生老母”信仰，是罗教教主罗梦鸿在否定当时民间所流传的无生老母即是阿弥陀佛的基础上，杂糅儒释道三家经典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改造、创造而成，后经罗教弟子及黄天教等的发展，变得更加具体和丰富。⑤对明清教门信仰的理解，离不开宏观的制度性思考。曹新宇从明清秘密教门核心的“灾难神话”出发，考察它在整个传统社会信仰制度中的位置，分析出明清教门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土壤和活动逻辑。⑥孔祥涛认为明清时期之华北，乃是许多民间教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教派众多，群众基础雄厚，而且对朝廷威胁最大。⑦清代是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教门名目数以百计，信仰民众不可胜数。杜景珍探讨了民间教门对信教民众的闲暇生活、思想观念、心理及行为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起到一定的心理慰藉、丰富生活等作用。⑧刘平认为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根源，显然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严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但秘密教门进行了改造，掺入了弥勒信仰、“劫变”等观念。⑨ 民间教门虽然也像正统宗教一样以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现实人生的有限性为目标，但它所确立的让人们信仰和崇拜的神圣偶像和神圣世界则往往与现实世界直接联系在一起。欧阳恩良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门起事是因宗教势力而膨胀起政治野心的教首引诱和利用虔诚愚昧的信徒与现世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土地的要求与平均主义思想并无顾及，因而与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差异。⑩陆勇认为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11)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在直隶境内展开，继而往天津扩张，乾坎卦教开始浮现。路遥认为集聚在乾、坎二卦旗帜下的拳教，同圣贤道、九宫道等各自展开活动，它们与清廷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认为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12)何孔蛟认为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洋教斗争尤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性质和特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洋教的范围。(1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在东北、华北伪化会道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又把这一工作延伸到华北和华中。邵雍认为日军的会道门工作是其对华“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手法是鼓吹信教自由，掌控会道门团体，奴化中国民众，巩固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14)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时期。经盛鸿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15)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梁家贵探讨了为维护在山东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曾竭力利用、操纵在民间拥有相当势力、历史悠久的会道门。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给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6)刘勇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实现一党专政，加强了对会道门的控制、扶植和利用，使山东会道门得到迅速发展，山东会道门也乐于投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忠实工具，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