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147-05 日本著名近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橘朴生于1881年(明治14年)，原名若林，明治维新时改姓橘名朴。橘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06年，25岁的橘朴来到中国，其足迹遍及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他曾在日本在华报刊《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支那研究资料》、《京津日日新闻》、《济南日报》、《月刊支那研究》、《调查时报》、《满蒙》、《新天地》、《读书会杂志》、《满洲评论》以及日本在华新闻机构如东方通信社、朝日新闻社等担任记者、主笔或者特约记者，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论文，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昭和年间，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在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中国问题的原貌”[1](P209)。他对中国近代社会及官僚阶层的研究，不仅形成了橘朴自身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概念，同时对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对中国近代官僚社会进行更为客观、广泛的研究，橘朴的学术思想颇值得我们关注和剖析。 一、中国社会的“官僚阶级论” 橘朴很早就开始涉及中国的官僚阶级研究。1924年(大正13年)底，橘朴创办了《月刊支那研究》这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杂志。关于创刊目的，橘朴这样讲道：“了解中国，对于不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和中国有所关联的人们来说，其必要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必要性对于日本人尤为迫切，就连一般的日本国民也认识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有关中国的正确知识。中国研究会正是为了迎合这种需要而出版了这个刊物。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将把为同胞们提供中国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2](P198)橘朴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官僚的社会意义》一文，通过对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剖析，明确表达了橘朴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即从被统治者或者说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这一世界观。 对于选择《官场现形记》作为分析中国官僚阶级材料的原因，橘朴这样讲道：“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用巧妙的笔法对官僚的实际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我对《官场现形记》进行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风趣的内容，而是该文章如实捕捉到了官僚——这个作为一大社会阶级的阶级性这一点上。”[3](P243-244)橘朴接着讲道：“有名的《水浒传》是以当时在山东省内所发生的大土匪团的真实史料为依据所编写的小说。小说根据这些史料揭发了官僚的各种罪行，特别是揭露了官僚们在政治上以及社会上压迫民众的事实。而小说里的土匪们则作为受压迫民众的代表，同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进行了武装斗争。《官场现形记》和《水浒传》的作者是采取了同一个立场的。和《水浒传》将重点放在描写土匪的行为以及心理状态上不同，《官场现形记》将着重点放在了描写官僚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罪行，以及对民众所造成的影响上来了。同时(小说)也描述了官僚社会的政治以及社会权威随着外国人以及作为新兴势力的买办和商人的抬头而渐渐凋落的过程。”[3](P243)而正是小说的作者“特别意识到了官僚社会的阶级性问题，指出了其作为统治阶级对社会所产生的深刻作用”[3](P244)，成为橘朴以这篇小说为切入点对中国官僚阶级社会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对于官僚的概念，橘朴认为，“官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英语中的官僚群或官僚组织的意思”，而另一种就是“中国的官僚群在国家或者民族的整体社会里构成了一部分社会的同时，又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而且是作为统治阶级位于国家乃至民族的最上层。官僚指的是文武官僚或者是相当于这一层含义的人。而作为社会阶级的官僚群除了文武官僚即相当于这些人以外，他们的家族也包含在这里面。所以说这层含义的官僚社会，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现象，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和其他的所有国家乃至民族不同之处的根本原因所在”[3](P244-245)。也就是说，橘朴不但认为中国的官僚组织和近代的欧洲或者日本的官僚组织不同，而且具有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性。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官僚阶级。按照橘朴的分类，中国从秦汉到唐末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和社会上实行贵族统治的两种统治并行的社会制度。而从唐末到五代期间的社会动荡首先从经济上，然后从社会和政治上颠覆了贵族统治的基础，这就造成宋代初期没有贵族统治阶级的畸形的社会形态。而弥补这种社会缺陷的正是官僚阶级的出现。也就是说，官僚的出现，除了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形成了一大社会阶级。因此，官僚阶级的形成是在宋朝，而在宋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政权是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贵族手中的，官僚只是起到了一种辅助性的作用[4](P228)。 对于官僚阶级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橘朴认为一是由于在宋朝初期社会统治力量不足，这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来说，非常需要一批具有一定地位以及素养的人来运作政治统治。因此，始于隋唐的、原本仅仅作为招募官吏补充手段的科举制度在宋朝开始被广泛采用，并因此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但是这种用科举取士的方法所任命的官僚群本身并不能形成一个阶级，因为从宋朝的法律上来讲，官僚并不是世袭的。但在家族思想盛行的中国，世袭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即便官僚的法制身份不能够被世袭，其社会性的身份世袭还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并承认的。而正是随着这种社会承认，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即官僚阶级就产生了[4](P229-230)。橘朴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当时的社会里，依靠经济手段积累财富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就逐渐聚集到了依靠剥削手段来获取财富的官僚阶级手中。而官僚们获取大量财富的事实，也更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对官僚们的崇拜。这使得官僚的社会性身份世袭也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4](P229-230)。就这样，中国独特的官僚阶级就逐步形成并统治了中国达千年之久。橘朴的这种观点敏锐地捕捉到了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作为专制体制的配合物而出现的官僚政治，他的这种官僚通过剥削手段积累财富而形成阶级的认识既解释了官僚阶级得以延续的原因，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换代，但这种存续千年的官僚统治其实在统治者通过官僚对社会进行剥削的政治形态方面并无任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