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末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学校教育的逐渐展开，亟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的需求。以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教科书纷纷出现。在20世纪初期，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着手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撰述，但是因为诸多条件尚不成熟而少有成书，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却颇有成就，实际上成为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清末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对晚清民初时期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为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涉及于此的是俞旦初在1982-1983年发表的《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①和周朝民于1983年发表的《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②一文，前文以“新史方案的提出和中国历史的重新编写”为节题，介绍了几部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文则阐述了戊戌时期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缘起、旨趣及特点。此后，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③一书，有“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纂”一节，把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作为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历史教科书的出现与发展情况。刘龙心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④一书，详论“重编国史运动对历史教育的冲击”之问题，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反映。与之相近的还有李孝迁新近出版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⑤一书，对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的版本、流传做了细致的梳理，对深入了解当时国人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受到的影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均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⑥。 可见，论者对清末历史教科书在新史学思潮中的发展、新学制的建立、新旧史学的碰撞中所产生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本文意在讨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当时的中国通史撰述之间的关系、清末历史教科书在编纂形式和历史观点上所反映出的特点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作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开端的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产生的多种影响，并对以往相关研究略作补充。 一、编纂历史教科书与撰述中国通史的同与异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有意撰述中国通史，夏曾佑、刘师培等人写出了中国历史教科书。清末“新史学”思潮除了宣传进化史观、激烈批判旧史学、倡扬“民史”、鼓吹“群学”之外，还蕴挟着撰述中国通史的学术要求⑦。无论是改良派的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等，他们对于“新史学”的要求，是将史学中的批判矛头指向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这样的撰述目的，十分明确地体现在他们所要求撰述的中国通史中，也贯穿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旨趣之中。 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自由。知其不足……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普通新历史》中写道：“我国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⑧汪荣宝写的、封面注有“学部审定”字样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同样强调晚清以来“忧患时期”的“每战必败，每败必丧失权利无算”的状况，以及“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的危机局面，故“易称易之兴也，传曰多难所以兴邦，意者异日中兴之机，殆在此欤”。与此相应的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观念反映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意在明确“人群进化之理”。汪荣宝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绪论”中说：“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于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可见，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痕迹亦非常明显。缘于晚清时代需要，既然同为撰述中国历史，无论是撰述中国通史还是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上多有一致，都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救亡图强的自觉意识，在表现形式上也都力图趋新，故论者多将二者等同视为20世纪初中国历史撰述的重要部分。 然而，撰述中国通史和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撰性质上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在材料的使用、内容的安排、框架的设计以及思想意识倾向等方面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撰述中国通史较之编纂历史教科书显然更为繁难。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不仅在整体观念上要有宏观把握，并努力体现现实社会的致用需求，而且因其体大思精而需要在各个方面有周全的考虑。章太炎在1900年手抄本《訄书》中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就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并以此与梁启超等人通信讨论，说明他已经开始考虑撰述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显然是为撰写《中国通史》而草就的，他1902年写的《三十自述》称：“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可知他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再从《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此当为《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⑨。所涉及的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内容，无不是撰写新型中国通史所必须先行解决的基本问题。陈黻宸的《独史》也阐述了撰述新的中国历史的理论、方法及体例大纲⑩。梁、章在当时对完成通史撰述颇有信心，但是在接受进化史观之初的20世纪初期，在未及消化新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并缺乏运用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进行充分的局部研究的情况下，撰写一部贯穿古今的、期待值甚高的、完整的新型中国通史并非易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如期完成(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