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4-0097-(08) 近代上海福建人的发展轨迹有其特殊性，开埠后的100年间，它从来不曾成为上海移民中数量最大的群体，却在上海城市发展的不少关节点上影响深远。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随着上海的近代化而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其中的退却又并非因商人群体的衰弱而致。目前学术界上海城市史、移民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对上海移民群体、移民社团的整体性考察已达到相当程度。对上海的苏、浙、粤等移民群体的描述分析，也出现不少成果，都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由于上海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各移民群体的特殊性，宏观整体的考察往往并不足以描述和评析上海城市发展与各移民群体间的关系，个案的分析无疑不可或缺。就此而论，对近代上海福建人的细致探讨，至少可以弥补缺漏。 一、群体数量与发展轨迹 上海福建人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本文所述上海福建人群体不仅包括1 843至1953年在上海落籍居住、生活的福建人，也包括此段时间内在上海经商、做官、求学和居住的福建人。 上海有福建人的踪迹至少可追溯至宋代。华亭东北54里，吴淞江边，沪渎海口，有青龙镇①已是海港枢纽。当时从海上入沪渎，溯吴淞江去苏州，或经顾会浦(通波塘)下华亭，沿大盈浦西南行去嘉兴，都要经青龙镇。《隆平寺经藏记》中有：“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蛮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豪宗右姓之所会。”[1]《吴郡图经续记》有：“吴郡，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傍青龙、福山，皆海道也。……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这些资料表明，当时青龙镇已有不少江浙货船，闽、粤和朝鲜、越南、日本的船也很多，而且是“富商豪宗右姓”。南宋晚期，由于地理的变迁，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逐渐“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开始取得贸易港口地位。[2](P31) 一般而言，天后宫的遗迹往往可以反映福建商人的活动范围。上海第一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后宫是1271年由福建船商所建，历经19年，在上海立县之年正式落成。元初宋渤的《(顺济)庙记》称：“莆有神，故号顺济……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3]“顺济庙”(俗称“丹凤楼”)，又叫“圣妃宫”。庙址在“相当于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今阳朔路、高桥路相交之间，原里洋行街北，外洋行街东)。[4]这是紧靠码头的位置，与天后的海神性质有关，福建人极其崇拜天后，往往带着天后迁徙世界各地。在码头旁筑海神庙，是为了方便从事海上作业者随时奉祀，请求妈祖保佑。这说明，上海在宋咸淳前已有天妃庙宇了。咸淳七年(1271年)，市舶司提举陈珩发起改地建造。陈珩是福州人，改建的地点为“小东门外”。当然中国沿海居民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但福建人更为隆重而虔诚。因为天后即后世所称妈祖，最早是福建由人而神的神偶，福建湄州岛为其诞生地。《瀛壖杂志》记载：“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喤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为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5] 清康熙以后，海路畅通，埠际贸易是上海商业结构中的重要方面，而北洋沿海贸易又是上海埠际贸易的重心所在，闽商是这条贸易线路上重要的商人群体。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早期进入上海的福建人，应该是贩运各种土特产的商民。 对开埠以来上海福建籍人口的基本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描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方面的资料越早越模糊而零散，数字出入比较大。对近代上海福建籍人口数量的最早描述，出自外国传教士的估算，即1853年的6万人，一说是5万人。[6](P926)[7](P759)另一组数字是：开埠前后，“常年寄寓的各地商贾，人口至少在万数以上”，[8](p379)实际从事商贩的人数总计约为5.5万余人。[9](P201)前两个数字专指福建人，后两个数字是指客籍商人数和上海商人总数，显然出入是比较大的。但如以上海城厢人口12万左右来看，[10](P556)开埠前后上海商人所占比例是比较高的，其中上海闽商数量也不在少数。 根据开埠前后上海闽商的会馆公所数量、官员奏章、当时文人的诗文和游记等，可以做一个大致判断。上海开埠前后，商人会馆最多的是上海闽商、浙商和粤商。上海闽商的会馆公所有4所。[11]这除了说明上海闽商富实外，也表明上海闽商具有一定数量。苏祖菲曾回忆：上海开埠后“不但西人急剧增多，我国各地外埠人也争相进入上海租界，以广东、福建、浙江为多”。② 上海开埠前后到1850年代末，沙船业兴盛，拥有“在船水手十余万人”。[12]闽浙总督刘韵珂曾这样描述：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来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13]福建人“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7](P579～580)，或是水手、或是雇工。还有“沿浦多以舢舨小艇渡人。操舵皆闽、浙无赖子也”。[5]凡此种种都说明，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拥有一定数量。 1885年起，公共租界有了确切的人口统计，华界的统计则从1929年开始，法租界阙如。根据公共租界和华界遗留的统计数据可知，公共租界50年，跨晚清、民国。华界8年，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852年上海的总人口为544，413人，[14]1950年，上海总人口为4，980，992人，100年间增加了10倍以上，其中各省籍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比如粤籍人口在1885年公共租界21，013人，1935年53，338人，50年间增加了2倍多，1935年公共租界加华界人口，共计108，325人，1950年为119，178人，15年间增加了1万多。而福建籍人数除1920年到1925年有大幅度增加外，其他年份只略有增加。与其他省籍人数比较，公共租界排在第6位。华界8年，排在第9位。华界人数多于租界，是公共租界的4倍多。上海闽商一开始在小东门一带上海传统商业区居住较多，如上海闽商领袖苏本炎祖宅就在南市。[15](P7，P14)1950年，上海福建籍人口在客籍人口中排在第8位，不仅与江浙籍人口不能同日而语，与曾经不相上下的粤籍人口比较也已不在一个级别，甚至排在了山东、河北之后。因此，可以这么说，在上海开埠后的100年间，以公共租界和华界看，上海福建籍人口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相对于上海总人口、相对于其他省籍人口)，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